於他。

但是，這對夫婦卻一口否認箱子裡裝有什麼“北京人”化石，而說這兩個箱子一個裝的是醫療器械，另一個裝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國古董瓷器，此外還有５００元美金。二戰結束後，弗利回到美國，不久便來信談及兩個箱子之事。後來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裡的古董瓷器和５００元美金，由天津領事館拿走了，其餘衣物之類的東西，則由他倆給變賣了。

專案組人員對這對夫婦採取的是背靠背的辦案形式，而結果是，兩人的說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說，他倆雖然確實曾為弗利真誠而精心地代管過兩個箱子，但箱子裡裝的東西，卻不是“北京人”。而這對離婚後的男女相處異地，且多年沒有來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問題。

專案組人員再度陷入困境。

不久，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興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偵察“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產。

然而問題是，弗利當年留在中國友人家中的這兩個箱子早已時過境遷，他為什麼還要聲稱前來中國尋找呢？他執意要來中國尋找的，究竟又是什麼呢？莫非其中真有關於“北京人”的什麼秘密？

七十年代的弗利終究沒有踏上中國的國士，但到了八十年代，弗利要來中國尋找“北京人”的夢想，依然沒有破滅。聽說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任過研究員，後來被徵入伍，成了駐天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軍醫。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間，當中美雙方決定將“北京人”化石秘密轉移出國時，據說護送化石的任務就落在了弗利的頭上。但弗利還來不及將化石帶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虜。於是弗利便成了最後接觸、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關鍵人物。

然而，美國的大夫弗利終生未能了卻到中國尋找“北京人”的心願，美國的人類學家夏皮羅卻終於實現了來中國尋找“北京人”的夢想。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６日，經歷了幾十年的折騰和渴盼之後，年近７０歲的夏皮羅在女兒的陪同下，從紐約機場登上了飛往中國的航班。

夏皮羅父女搭乘的客機在北京機場平穩降落後，前來機場迎接他的，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青年人類學家董興仁。

就在三個月前的一天，夏皮羅又得到了一條重要資訊，一個當年曾在天津駐守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告訴他，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輾轉於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珍珠港事件”爆發後，這個箱子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６號樓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沒有意外情況發生，“北京人”至今應該依舊安然無恙地躺在那裡等著知情者去營救。這位美軍老陸戰隊員在向他提供這個資訊的同時，還交給了他一疊１９３９年拍攝於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兵營６號樓建築物的照片影印件。

這一情況的出現，使他尋找“北京人”的慾望之火再度燃燒起來，平靜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陣陣波瀾。他覺得不管此事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這樣長久而被動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親自去中國尋找一次“北京人”，否則，愧對祖宗，愧對歷史，也愧對自己。

在這樣一種心境的撩撥下，夏皮羅很快向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主任發去一封請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線索外，再三希望吳新智先生能設法促成他的中國之行；同時還強調說，他此次來中國尋找“北京人”，不管結果如何，所有費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無需中方承擔分文。

這樣，中國方面終於促成了夏皮羅的中國之行，還為他的到來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８日下午，夏皮羅只得懷著遺憾的心情，與女兒一起，在中國青年古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