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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對於“北京人”的渴望,已經不僅僅只為實現魏敦瑞博士的臨終囑託了,還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決心,要把尋找“北京人”作為終生追求的一項事業來做。因此,哪怕有關“北京人”的一點點訊息傳來,都會令他激動不已。

夏皮羅匆匆用完早餐,走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撥弗利辦公室的電話。

對方接話的人是戴維斯。

經過與戴維斯簡短的對話,夏皮羅立即意識到,可能會有新的重要的資訊出現。他雖然還不知道事情將會怎樣發展,會取得什麼樣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馬上見到弗利博士。於是,夏皮羅再次拿起電話,向戴維斯談了打算與他和弗利先生會面的想法,並希望會面越快越好。

很快,對方同意了,並將時間約定在當日上午9點。

由於時間緊張,夏皮羅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飾,特意帶上一臺袖珍錄音機,接著匆匆下樓,驅車穿過熙熙攘攘的城區,然後興沖沖地來到了紐約東68街弗利博士的辦公室。

一進門,弗利和戴維斯已經坐在那裡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熱情的手,以示歡迎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類學家的到來。由於弗利正忙著處理一件事務,所以雙方剛見面不過幾分鐘,談話尚未切入主題,弗利便急著要離開,只好讓夏皮羅先聽戴維斯談談他所知道的情況。

戴維斯領著夏皮羅來到一間沒有人的辦公室,兩人坐下後,沒有過多的寒暄,便言歸正傳。

未等對方開口,夏皮羅首先很有禮貌地問了一句:

“我可以用錄音機錄下我們的談話嗎?”

“當然可以,隨您的便,夏皮羅先生。”對方回答得很痛快。

於是,夏皮羅開啟了錄音機。在靜靜在小屋裡,戴維斯開始緩緩講道:

那是1941年秋季,我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當一名司藥中士,駐在秦皇島的霍爾庫姆營地。我屬下的17名海軍陸戰隊員組成的一個醫療單位,歸弗利醫師指揮。當時弗利是駐在天津的一個海軍陸戰隊的軍醫。

那時,中國的局勢已非常緊張,日本的軍事擴張隨時會擴大範圍,於是美軍最高指揮層決定把駐在北平、天津、秦皇島由哈斯特上校指揮的海軍陸戰隊一律調往菲律賓基地,準備阻止日軍在那裡登陸。但事實上日本還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在菲律賓實施了登陸。我們預定於12月8日搭乘“哈里遜總統號”輪船從秦皇島出發。

在11月底,我接到了弗利醫師從天津打來的電話,說有幾隻標著他姓名的軍用提箱,正從北平運到霍爾庫姆營地,他在電話裡一再囑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營地,等到12月8日再裝船運走。在運走之前務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從北平開來的貨物列車停在營地裡的側線上,卸下了弗利醫師的軍用提箱。為了安全起見,我把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間裡,跟別的待運的行李放在一起。

12月8日,紐約時間12月7日清晨,當我一覺醒來的時候,從視窗看到營地已被日本人包圍,六七架日本飛機在營地上空盤旋,發出隆隆的震人的聲響。我往海港看了一眼,發現日本軍艦的炮口已衝向我們的營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國幹起來了。我的腦海中剛劃過這個念頭,就聽見包圍的日軍用喇叭喝令我們投降。我立即在房間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機槍,準備抵抗,同時迅速打電話到北平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報告情況。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訴我,北平陸戰隊兵營也遭到了日軍的包圍,讓我先守住營地,等待指示。由於當時的局勢已無法挽回,我們最後還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軍繳械投降了。隨後,日軍立刻把營地裡的海軍陸戰隊員逮捕,在把我們押送到天津去監禁以前,日軍准許我們每人把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