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顧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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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堯舜，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譾劣，亦思孜孜日贊，少效交修之責。然限於才力，�С齜慷畔攏�懈菏ペ汀＃�16＇

但在我們面前，還有不少問題需要探討：清代乾隆朝這一次“迴向三代”，有沒有他的“謀主”？從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來，與漢代、宋代頗有不同，這次行動並非由臣下（或所謂名臣、名儒）發動，但在皇帝背後，是否還另有“策動者”或特別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團內部，是否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支持者團伙，以作為政策推行的中堅？曾否出現對立的幾個政治派別，甚至造成官僚隊伍的分裂，……等等。顯然，這些都不是所謂張（廷玉）、鄂（爾泰）黨爭一類的區分所能說明的了。

而出於種種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後，就很少談及“迴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們將其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作一對比，就不難發現，事情已有了很大改變。＇18＇

到乾隆後期，皇上更閉口不談他的糧政努力，不談回覆三代，反而把“西師”和“南巡”當作了畢生的兩件大事。這樣做也許有著他的原因，或是難言之隱；但當事人不瞭解其行為的意義，在歷史上並不稀奇（充分了解幾乎就不可能）。當然，“迴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這一件事的複雜性，也使他沒什麼好誇耀的。相比之下，“西師”和“南巡”卻都可以說是成就顯著（雖然在當時即招致了不少非議）。這真使歷史具有了悲劇的性質。

但不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卻不能否認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認它是“一個理想的追求”，否認其思想與實際政事的緊密關聯，否認其一“進”一“退”，二者都極富意義。＇19＇

最後我們也許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高宗皇帝為什麼提起“回覆三代”的問題？是他所受到正統儒家理念的影響，還是受到其他什麼刺激，在其個人的內在性格和高傲氣質之外？

顯然，他從青年求學，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響，為此可以參閱他早年的文集《樂善堂集》，如《修道之謂教論》（“復三代之治”）、《治天下在得人論》、《唐總論》（“治天下之道當以正風俗得民心敦士行復古禮為先”）等篇，皆可證明。

另一方面，或許還有呂留良案“錐心之言”外在刺激的痕跡。呂留良曾說，“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佈置”，均按諸天下後世之利，而“不曾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佔定，怕別人奪取之心”；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20＇——乾隆皇帝也許恰是受到這樣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動正面回應了這一挑戰：“我們為什麼不能超邁前人，比歷代都做得好”？而這一點，也是他的父皇，親自上馬批鬥呂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指出，就其統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沒有著另外的一面。＇21＇於是乾隆“迴向三代”終於也就成為了“曇花一現”。＇22＇

就在“回覆三代”的同時，朝廷從新振興了儒學。改正了雍正時攙雜佛學的局面。如嚴飭僧人，甄別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24＇

皇上曾於《御批綱鑑》（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學，……事雜言龐，尚足興教化乎？”

為使思想能“定於一”，特提倡經學。乾隆元年三月，尚書楊名時奏薦進士莊亨陽、舉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吳鼐、拔貢生官獻瑤、監生夏宗瀾等七人，皆留心經學。著該部調來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