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雅爾圖請定佃戶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竊謂天下之田地，……雖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數交租。田主斷不能收租於分數之外，佃戶亦止肯交租於分數之中。業戶出田以養佃，佃戶力作以交租。民間交易，情可相通。若官為立法，強以必從，則挾制爭奪，必滋擾累。請民田佃種，照舊交收，不必官為定例。

戶部議覆：

該御史所奏似屬平允。請勅下各省督撫，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內諭旨，實力遵行，以杜紛擾。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這一輪提議中，提督永常是滿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撫雅爾圖是蒙古鑲黃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幾乎沒有一個漢人。

對於官府蠲免勸減田租應否硬性規定成數，歷來頗有些批評意見。似乎清政府就應該站在佃戶立場上，否則就大錯特錯了似的。又似乎清朝政府可以一會站在“農民階級”立場，一會又改換為“地主階級”立場。這可以說都是對滿洲統治的特性缺乏瞭解。

其實，這些不過是今人看法，在清人眼裡恰是大異其趣。金文榜於《減租辨》（1863年）中，在引述了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諭後，寫道：

細繹諭文“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兩語，足見聖祖久有此心，並非空言。

其謂“繩以官法，則勢有未能”者，亦以當時佃業，誼同親戚，自能痛癢相關，不須官為限定耳。

又曰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者，原以此事責成有司，更無遊移。

而曰“務使耕作農民有餘糧以贍妻子”，則體恤農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至農人之隱願，亦止於是而已矣。

若所謂“其不願者聽之”，乃正善為調劑，曲全業主體面之意。其惠愛佃農，上文業已詳言，語末自不能不兼顧業戶。聽之不理，則業戶究竟無權矣。

蓋當時朝廷政教雷厲風行，莫敢阻尼，不獨業戶震重天語，斷無不顧之理；即使業戶不願，而佃戶聞聖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誰肯竭脂膏以輸業主乎？且不願者既已聽之，則亦只不願於心而已；索諸佃不應，告諸官又不問，隱然以可減之法聽佃戶自為，豈非仁術之施於無形者乎？

在他看來，當時業佃雙方本就誼同親戚，痛癢相關，不須官為限定；而在政府“惠愛佃農”的政令之下，一方面，業戶“究竟無權”，而“莫敢阻尼”，另一方面，佃戶也不肯多交地租。這就自然達到了減租的目的，豈不正是“仁術施於無形”？＇4＇

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閱《山東通志》內載聖祖欲山東有身家者“減輕田租”、“贍養佃戶”之諭時，又提起這一問題，諭：

今朕省方問俗，親見民情風土，歲偶不登，閭閻即無所恃，……揆厥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夫睦嫻任恤，自古為重，利豈專在貧乏，富戶均受益焉。＇5＇

一方面譴責了“不能贍養佃戶”的業戶，同時，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範圍，而提倡一般性的減收田租。

另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中，政府通常不準加租，如直隸總督、名臣孫嘉淦說：若業戶添租，“租銀既重，逋負必多，一遇歉收，棄地而逃，並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對加重租息。同時，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雜租及大斗苛求。

政府的這種態度，在對旗地的有關處理中表述得最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諭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視同仁，並無歧待。著……令該督保題，停止增添（地租）。

並於乾隆五年議定，旗地“若並未欠租而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審實治罪”。

為何不許隨意加租，清廷是有著自己的想法的，在嘉慶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條上諭明確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