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華夏曆史上，像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有名的良將或謀臣，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利。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華夏曆史，與傳統的華夏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勢群體。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sī有財產權，在華夏已往的歷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其實，就當代政治學的定義而言，華夏的皇帝們也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當今華夏，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máo將焉附”，說的就是華夏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蒂，導致華夏的知識分子永遠扮演這一悲劇xìng角sè的罪魁禍首，就是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了利益供給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華夏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政權之上的“máo”。在一個政fǔ是唯一僱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fǔ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fǔ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fǔ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破壞機制被暴力最強者所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說過：“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在社會制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luàn象”的根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xìng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和受益於該制度的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盡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制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xìng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實，無論中外，政治活動都是集體xìng的，都有其執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是經常的和強烈的，其對制度的依賴xìng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導致的是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在華夏，由於政治的複雜xìng和低透明度，使得從上到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因之，任何掌權者在制度變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草率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正是為了避免承擔因制度變革而引發的高成本，華夏的決策階層歷來傾向於維持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