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xìng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實，無論中外，政治活動都是集體xìng的，都有其執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是經常的和強烈的，其對制度的依賴xìng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導致的是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在華夏，由於政治的複雜xìng和低透明度，使得從上到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因之，任何掌權者在制度變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草率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正是為了避免承擔因制度變革而引發的高成本，華夏的決策階層歷來傾向於維持已有的制度，即使這種制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這也是他們首選的最保險的抉擇。這也就是為什麼導致前蘇聯解體的莽撞的戈爾巴喬夫在華夏的決策層不受推崇的原因。

蕭宸還很明白的是，在華夏，政治變革之難還表現在，政治過程中的觀念轉變是非常困難的。華夏人無論是高踞廟堂的達官顯貴還是行走在叢林草莽中的綠林好漢，當他們關於社會、關於制度、關於道德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加以改變，其原因是像華夏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型社會，其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當華夏民族這樣一個超大族群對政治、對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定型，誰要試圖加以改變是及其困難的。

只要回顧華夏曆史就很容易發現，無論誰當國家的統治者，其制訂制度和政策時，總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潛在後繼者在繼承大統後，改變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這也就是華夏的憲法序言越寫越長和無論哪個最高領導人都喜歡說自己所鍾情的制度趨向100年、50年不能變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歷史意識的政治家，他在臺上時總是會擔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將來掌權後，改變自己一手製定的治國方略。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歷史上的名聲，也會在制度的設計上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所以，口頭上說說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來其實非常難。華夏政治的這一特xìng，使得華夏的國家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尤為困難。常人所謂的制度比人強，形勢比人強，要表達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在華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極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無一不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華夏的政治競爭，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我們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贏就意味著我徹底完蛋，其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政治遊戲的任何一個玩家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華夏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者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華夏政治體制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現象迄今依然是華夏曆史的常態，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非常不幸的是，在華夏曆史上，所謂“凡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的歷史魔咒，卻是歷史的真實。要當華夏制度的變革者，非鄭南巡、蔣經國這樣的敢作敢為者，是不敢輕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鄭老的改革且不去說，對岸的蔣經國僅僅以兩年的贖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後受到藍綠各黨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證。然而不幸的是，華夏的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今後，也只能寄希望於鄭老jīng神的真正傳人來完成他未竟的偉大事業。

華夏有史以來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利益供給的政治實踐，使華夏的最高統治者2000多年來統治著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會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