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允祿與弘皙等結黨營私。上諭，莊親王允祿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無知之輩群相趨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勢。允祿從寬免革親王，其親王雙俸、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俱著革退。

弘皙則與允祿不同，“自以為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著革去親王，令拿交內務府總管，在景山東果園永遠圈禁（“亦與身死無異”），其子孫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孫之例，革去宗室，給與紅帶子。＇4＇弘升永遠圈禁；弘昌革去貝勒；弘晈從寬仍留王號，終身停俸。

乾隆七年，復禁止擔任御前侍衛之宗室與大臣等來往。乾隆十八年，嚴厲禁止宗室諸王與臣下往來。限制越來越嚴厲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個可能的最大威脅就是所謂“朋黨”。而“彼時事之大者，莫過於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5＇

據說，乾隆初，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有所過失，張必以微語譏諷，使鄂無以自容。＇8＇

在苗疆事務上，二人發生了首次衝突。因為戰事不利，皇上撤回了辦事乖謬的撫定苗疆大臣張照（張黨），改任了張廣泗（鄂黨），卻按下了兩派之爭的擴大。多年後他於《懷舊詩》中追憶：鄂爾泰、張廷玉素不相得。餘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在餘心固自有權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參劾步軍統領鄂善，並及於張廷玉、徐本、趙國麟多人，致令鄂善自盡。

不久，六年夏，以黃廷桂“濫舉匪人，降二級呼叫”一事，鄂爾泰受到皇上“嚴行申飭”，據說從此斂跡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與鄂爾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洩密、陷害異己，將仲永檀下獄，鄂容安退出南書房，鄂爾泰交部察議，以示薄懲。

乾隆十年，鄂爾泰病故。

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朋黨”猶可，只剩一個（獨大）就令人難以容忍了。因此雖說“鄂爾泰在生時，朕屢降旨訓飭，較之張廷玉尚為嚴切”，但皇上並未放過所謂張黨。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齡的張廷玉上疏請求致仕歸田，為滿心不悅的皇上留下；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張廷玉竟然沒看出皇上的不快，一來一往地擺起自己的理兒來。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終於準其原官致仕，張廷玉未能親至謝恩，又因擔心改變先皇遺命，不準其配享太廟，復“請一辭以為券”。用皇上的話來說，這就跡近“要挾”了！

張廷玉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職中樞，參予密勿，曾經雍正皇帝許諾，死後可以“配享太廟”，在清朝祖廟中獲得一個陪祀的地位。在這之前，還沒有一個漢人能享此“殊榮”。有，亦從張廷玉始。

皇上於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號。乾隆十五年，張廷玉更是動輒得咎，又被宣佈罷免其身後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時僅以繕寫諭旨為職，此嫻於文墨者所優為”；“朕之姑容，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極盡羞侮。

隨即發生四川學政朱荃“匿喪赴任，賄買生童”，罷官回藉途中，投水自盡一案。朱荃為張廷玉兒女親家，曾得到他和梁詩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後舉薦和包庇，上諭：張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將伊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審治罪。經“傳旨詢問”後復遭罰款、追繳此前賜給一切御筆、書籍等物，並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詩正則交部察議，汪由敦降為侍郎。張黨受到重大打擊。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