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文彬自然想不到阮氏三雄為什麼要上梁山，他雖為官清正，做事廉明，但他始終擺脫不了文人清流那套。

清流與奸佞其實都是皇帝的擁躉。

奸佞是諂媚皇帝，藉此攬權，憑皇帝的寵幸來壯大自己，直白的操縱權勢，喜利不重名。

清流則是喜名輕利，為了聲名，可以壓制自己的生活慾望。

但大宋對士大夫的寬待，便是文官不貪財，也能過得相當不錯。

時文彬是七品知縣，不算別的掛靠職務，俸祿一年就有千兩白銀。

且大宋官職亂的一塌糊塗，組成複雜，分別由差遣、本官階、散官階、勳官、爵位，貼職等組成。

差遣是真正的權力範圍，是職事官，知縣，知府等都屬於這類，有實際行使的權力。

本官階就是寄祿官，權力不大，主要是用作定品秩、俸祿、章服和序遷的根據。

散官階分為文武兩種，藝術家趙佶現在定下的文散官三十七階，武散官五十二階，主要是對標文武品級，給文官武將分高低。

其餘的勳官、爵位、貼職都是一水的榮譽稱號，屬於榮職，光有俸祿而已。

趙官家又從來不在乎錢，文官大多是所謂的天子門生，一旦入仕，官可以不大，但名頭一定要有，榮職也就是貼職到處發，是個進士都會有。

在這種環境下，常常一個官員可以同時領好幾份俸祿，養家餬口，陶冶情操，綽綽有餘。

時文彬是清官的原因就是他的知縣是差遣職事官，可以領知縣俸祿，他的散官階又是從七品朝散郎，貼職就是文官的榮譽稱號是文學侍從官，三份俸祿加起來已經很豐厚，他不必撈錢就能過的很好。

還有如已經投靠劉玄的沒羽箭張清，他的軍職是正將，榮譽軍階即武散官是正九品的忠翊郎，寄祿官是兵馬都監，一人就能領三份俸祿。

大宋三冗之一的冗官也是這麼來的，一個職位有好幾個人同時擔任，一個人又同時可以擔任好幾個職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決策程式不繁瑣才奇怪，政策實施肯定會畸形。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就有他要削減官員榮職，降低官員俸祿，從而影響了同僚利益，絕大部分的官員這才會反對他。

時文彬能夠分理民情，閒暇時撫琴會客，不貪財受賄，就是他不用花心思撈錢補貼家裡生活用支，可以一心撲在留名後世上。

至於說時文彬是不是一心為民的那種人。

如果他真的懂儒學亞聖孟子的那句君為輕，民為重，社稷次之，將民貴君輕的思想學透了，他哪會坐視大宋百姓被貪官汙吏迫害，容忍趙佶放縱聲色，六賊荼毒天下，怕是早就寧願舍了一身官服，也要公書趙佶抨擊朝政不堪了。

歸根結底，時文彬也不過是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洗腦了的讀書人，他只是一個清流，不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罷了。

時文彬作為鄆城知縣，當地最大的官，一方百里侯，在大宋這個奸佞橫行的世道，他有能力處理些家長裡短，民事糾紛，已經是最大的成果。

特別是和上任知縣比較，時文彬在百姓的心中已是難得的清官。

但官始終是官，時文彬又怎會感同身受的理解貧苦百姓的艱辛。

阮氏三雄受括田法的壓迫不是個例，山東及北方各地比比皆是，都說皇權不下鄉，知縣又何曾到過地裡。

時文彬只知流民越來越多，可這不是大宋的常態，沒有什麼好驚奇的，而且鄆城附近還有梁山這個綠林巨寨。

理所當然的，時文彬就把百姓受苦的原由歸結到劉玄身上，至於朝廷，不過是官家暫時被奸賊矇蔽，有朝一日，官家必是能夠識破奸賊面目，重整旗鼓，清除奸佞，再興仁政，真正使大宋豐亨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