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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與能源司的司長是一位南斯拉夫籍的猶太人，他下面一位英國籍的處長也是猶太人，他們與該司一位法國籍的處長鬧得水火不相容。兩個處長分別來向我告狀，訴說對方的不是，但任何一方都提不出足以駁倒對方的有力論據。我從他們的相互指責中看出，矛盾由來已久，背景複雜，誰是誰非很難弄清，而且捲進糾紛的還不止這三個人，靠我的力量去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讓他們有我處事不公、偏袒某一方的口實，我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耐心聽取他們各自的陳述，不輕易表態。只是當那位猶太裔處長對我說，法國籍的處長在管理專案中有受賄行為時，我立即嚴肅指出，如有證據，應該拿出來，否則這樣的問題不能隨便亂說，亂說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他便不再吭聲。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經過好幾個回合的背後相互指責，這種氣氛逐漸平息下來。

技合部當時有十來名蘇聯人，擔任專案管理官員和科長職務。由於中蘇關係的惡化，起初，他們對畢副秘書長和我這兩個從中國政府借調來任職的人有些顧慮，不敢接近。我則注意對他們與其他國家的職員一樣，一視同仁，有時碰面時還與他們用俄語寒暄，以緩和氣氛。一段時間後，他們逐漸發現我們在人員的使用和提拔上並沒有歧視，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對我們敬而遠之了。

該部還有幾位我們的同胞，他們都為該部及加強該部與中國的合作做出了貢獻。副秘書長特別助理賴尚龍和發展行政司的林武郎是從臺灣來的；政策、規劃與發展計劃司的沈祖為（女）和自然資源與能源司的麥舉能是從香港來的。方案支助司招聘處的李醒嘉（女）也來自臺灣。她原在會議事務部中文處任筆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本人提出想來技合部招聘處工作。翻譯人員不屬地域分配名額，從中文處調到技合部受超員的限制，經過一番努力，最後才成功。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成功的例子，其後人事廳對類似調動就卡得越來越死了。

朱漢生和遊允中屬聯合國統計司，該司受雙重領導，調研業務歸國際經濟與社會事務部，技術合作業務由技合部領導。他們二人各自都曾多次到中國執行專案，幫助中國在統計方面與國際接軌，並完善統計制度，得到我國家統計局的讚許。

臺灣同胞陳恆茨１９７６年進入聯合國，我１９８０年到技合部時，他在該部規劃與執行司東非科任方案管理科幹事（Ｐ－３級）。１９８１年，他去坦尚尼亞執行技術援助任務時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年僅三十出頭。噩耗傳來，大家為之悲慟，我和方平與賴尚龍代表副秘書長及該部同事到他家中弔唁，並向他夫人表示慰問。與他同機遇難的還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七人，聯合國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按規定，坦桑航空公司應給受難者家屬相當數目的賠償金，但該公司財政拮据，即使將其全部財產變賣，也不足以抵償小部分受難者家屬應得的賠償金額，只好全部由聯合國擔負起來。

另有一位從臺灣來的趙寶熙，聽說是國民黨###陳立夫的外甥。他１９６０年起進入聯合國秘書處，技合部成立時到該部規劃執行司工作，１９８７年提前退休，後曾在聯合國的ＴＯＫＴＥＮ計劃下到中國講學。

有一位在我國合法席位恢復之前進入聯合國的同胞，在原技術合作廳任職多年，技合部成立後，擔任過Ｄ－２級的司長，退休後一度應聘為該部短期顧問。他曾經出過一些不錯的主意，但也幹了一件令整個秘書處吃驚的事。大約１９８２年的一天，他已經不是顧問了，突然打電話來，問我是否知道中國政府已推薦他接任畢副秘書長的職務。我對他說，我沒有聽到這個訊息，不知他的訊息來源是哪裡，他卻支吾其詞。他也向秘書處其他人放出同樣的訊息。看來他自視甚高，想借機制造輿論，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