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意的，他們對從北方遷徙來的少數民族採取了歧視政策，造成了巨大的民族衝突，衝突的結果是腐敗的朝廷迅速瓦解，而民族歧視仍然沒有消除，還像一大塊烏雲一樣徘徊在百姓的心裡。

四川成都平原封閉的自然環境，也容易使得這裡的百姓悲觀，一旦遇上天災人禍，這裡就會被別有用心的覬覦，這裡是使用武力進行爭奪的地區之一，江陽郡都是十分殘敗破落了的，從犍為郡到峨眉山下也是一樣。國家在新舊交替，而軍隊不斷變幻著魔鬼的面具，時而對百姓殘暴時而對百姓偽善。

軍隊這個機器對各個民族的破壞力，甚至超過了各個民族的建設能力，這是沒有疑問的，秦國軍隊現在想拔掉巴郡這個東晉朝廷最後的釘子，徹底將成都平原納入自己的版圖，等到納入自己的版圖，就會稍微收斂一下軍隊而改派地方官員來收拾殘局，秦國的軍隊和晉朝的軍隊一起，破壞了成都平原，現在又可能轉移到別的地方來進行破壞，河南湖北一帶的襄陽城已經給破壞了。

桓家不願意自己的地盤給秦國佔領，對於自己的地盤之一的成都平原落入秦國手裡大為痛恨，只希望秦國轉頭去攻打江淮地區，把秦國的注意力從長江中上游轉移到長江中下游，桓家在都督府的幕僚們不斷給桓家出著這樣的主義，因為桓家需要這樣的主意來作為桓家保持不敗地位的具體措施。決策是很容易的，可是執行就得需要桓家讓幕僚和手下將軍們堅定的執行，幕僚和將軍們不願意執行，桓家就會對手下采取各種妥協和收買手段達到目的。

桓家和呂家，都是封建社會封邦建國勢力下的家族代表，他們與朝廷方面的要求君主集中權力的願望是牴觸的，但是兩者本身都不具有革命素質，只知道在互相的傾軋裡犧牲百姓的利益，都是將百姓當作奴隸和商品。

前者代表著封建主義的物權者，桓家和呂家這些人擁有大量資源，他們代表著物權，而皇帝們代表皇權，在謝家這樣的人權主義下代表人權高於物權而統一子在皇權之下。東晉的皇權弱人權弱而物權相對比較強大，謝家體現人權，所以有東晉風流這樣的現象。而秦國人在皇權的集中下，體現出只有皇權沒有人權和物權的表面現象，秦國也就是大秦天王被自己的皇權迷惑了，以為自己是在幫助晉國提倡皇權下的人權而打擊物權，實際上只是秦國對晉國富裕的嫉妒罷了。

秦國自己對於人權物權也沒有處理好矛盾，首先是呂光這樣的將軍，分不清自己是人權代表還是物權代表。如果他們在天王的提倡下學習人權，就不會一味的在佔領地上收刮體現物權，而他們是物權主義者的話，現在朝廷裡又缺少和晉國謝家一樣的人權代表。關於這一點，阿朵是這樣認為的，秦國的人權主義由於在西晉時期殺害代表人權主義計程車人。造成了長期沒有人權代表的空白，而大量人權主義者的向南遷徙，還有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中原，造成這一地區人權主義的空白，人權主義空白，貪婪於物權的王爺和將軍們試圖變成秦國的桓家，作為擁有大量戰爭資源的人，所以秦國的壓力比晉國大，而晉朝體現出一定的比秦國治理有利的地方。

但是晉朝的皇權實在無法在自己的名義下體現人權，因為講求皇權的人權，顯然也是落後的，第一是沒有太多進取心，容易驕傲自滿，提倡人權但是沒有相應發展生產力，這是空談的人權沒有物權保證的人權。第二是在削弱桓家這樣的物權主義霸權主義的問題上過於軟弱，沒有及時利用秦晉交戰削去桓家的兵權，這樣就留下物權主義抬頭復辟的禍根。第三是對於北方的少數民族遷徙的問題，採取了錯誤的方法，導致晉朝沒有得到與少數民族遷徙的部族取得和解。第四是對待秦國的問題上，也採取了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