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而心靈也未必需要這種喧囂的人造行為。比較一下，一個連中學生都能造出“心靈的牧場”這樣的比喻的國家，和一個很少見到這樣的比喻而在見到之後為之感動不已的國家，哪一個更有真正的“心靈的牧場”呢？我想，德國人的內心或許更有一種清澈和乾淨的美好。而喧囂宣揚“心靈”的中國人，或許並不清楚什麼是真正的心靈。或許也未必就真正的關注到了心靈，更多的只是喜歡在這崇高的話題上唧唧咂咂。

中國的“心靈喧囂”，《讀者》是始作俑者。在後來，有以劉庸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期刊和散文書籍變本加厲的把它推進著。最後形成了一個包含巨大數量作者和讀者群的話題圈子。在我看來，這些熱衷於心靈的作者們並未真正為心靈建造起什麼牧場，更多的只是打著心靈的旗號在大肆生產著文字產品。而且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心靈需要什麼人工建造的“牧場”。

二、泛心靈主義=偽心靈主義

我不否認每個人第一次讀到《讀者》時的喜愛和感動，我也不否認那些貧困山區的學生在讀到這樣的雜誌後可能帶給他們的震撼與希望，我甚至相信一個不良的街頭少年在遇到這本雜誌後人生軌跡因而改變這樣美妙的故事。

但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關於人生、心靈、愛與奮鬥的故事已經過於氾濫達到了災難的地步，這種泛難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1，雜誌內容上的泛難。隨便翻開一本《讀者》，這一頁和那一頁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裡面的故事千變萬化，但主題無非是那麼幾點。

2，時間上的泛濫。你購買當期的《讀者》和購買以往任何一期的《讀者》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3，發行量上的泛難。《讀者》一千萬如此巨大的發行量的意義和效益值得懷疑。

韓寒在《眼中劉庸》這篇文章中寫到：一個作者諸如”生命感悟“這樣的文章如果一年出一篇，那篇絕對必然肯定是好作品，但是如果隔三差五有什麼感悟出來………吃個飯噎住了感受出一個生命哲理，放個屁出聲了又感受出個生命哲理，那麼這個作家就毀了。”

這個形容也非常適合拿來形容於《讀者》。韓寒批判的是劉庸，其實道盡了《讀者》那一群專職作家們虛假可笑的面目。

一個張口閉口都“仁義道德”的老先生，和一個一出口就是”廉潔”“公僕”的官員，其內心的真誠度已經值得懷疑。很可能這些只是他們一種習之為常的說話方式，並無誠意，也就無從去具體落實了。

一方面，因為其話題的宏大和特殊，沒有任何的阻力來質疑和改變這種空洞虛假的話語方式。因為任何的質疑都會被他們和整個社會其他愚蠢的民眾扣上“反道德”諸如此類的罪名。

另一方面，他們在實踐中使得這種話語方式成功存活下來，並讓自己和外界都習以為常最終自我鞏固，然後依靠一種慣性得以繼續發展下去。

《讀者》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宣揚“心靈主義”，而在於它讓“心靈主義”氾濫，成為“泛心靈主義”，並最終發展成虛假的“偽心靈主義”。“心靈主義”最終成為一個形式主義的口號，根本無從去落實。

現在，面對著《讀者》這個道貌岸然的“心靈說教老先生”，我們需要的正是一個“反心靈”的混小子。

任何主義，無論它多麼神聖，正當和美麗，如果過於氾濫，那麼都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成為虛假和形式主義的代名詞。

歷史上，基督教宣揚的“憐憫、同情、仁慈、寬恕”其實是一種很正直的“道德主義”，但是在中世紀末，它淪為統治者剝削壓迫的工具。統治者們極力宣揚著基督教的種種精神，並強迫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都這樣來要求自己，達到氾濫的程度，這時候，基督教已經成為一種“泛道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