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但有時是以達到難以相信程度的厚顏無恥來寫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計算之後說：他發現“郵局每天至少送來兩打申請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總共至少有兩萬克朗，這就是說，一年至少達七百萬克朗。因此，我必須宣告說，與其落得個肯幫助人的好名聲，還不如干脆讓人去講壞話好了”。

他當然要大量回拒這些要求，但是，象他那樣肯幫助別人的人，大概為數不多。對於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當他們的計劃使他感到興趣時，他就會誠心樂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無疑問，他對自己年輕時代為取得勉強的必需品而進行的艱苦鬥爭，記憶猶新；因為他曾寫過：“記憶裡沒有海綿而只有石板。”“我不問他們的父親生在哪裡，也不管他們崇拜哪個小人國的神，因為正當的施捨，是不分國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諾貝爾對於決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觀點。在一位奮鬥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學企業真正有需要的情況下，他很少說個“不”字，但對於為立雕像、設紀念晚宴等活動而提出的資助要求，他則從不為之動心。他曾寫道：“作為一條規矩，我喜歡為活人的肚皮幫忙，而不願為死人的紀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過於尊敬崇拜死人，他們對我們的大理石獻品，既感覺不到，也一定會有不同意見，還不如去幫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現在儲存的用幾乎所有的語言寫來的懇求和感謝的信件，以及諾貝爾提出明智勸告的覆信，在檔案室裡足足有幾大卷。明顯的是沒有人認為他所接到的技術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紙勸導太低賤，因為有時是相當寶貴的。他是怎麼找到時間來作這些事的，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儘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騙子詐取過的事例，雖然這並沒有妨礙他的大方，但卻肯定是造成他經常以厭世觀點看待人類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調查又給他帶來很多麻煩；他討厭給施捨以這種不名譽的形式，喜歡把問題談清楚，從而經常給予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援。

這位孤獨的人在做過好事之後，並非沒有忘恩負義的事情使他感到幻滅。他給一位朋友寫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們在哪裡呢？是在蒸發乾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還是在譁拉作響的水銀柱旁邊？請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別的動物肉來豢養的一群狗中間，或者用你自己的肉來喂肥的一些蟲子裡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靈是雙生胎，阿門。”

諾貝爾在給一位被他認為對人吝嗇的猶太朋友的信中，曾經寫道：“不曉得你能否僅僅學會懂得，確實有人能夠不帶私利，或說不出動機去幫助別的人。在猶太人中間，恐怕只有一個人，即基督，曾經發現過這種思想；正因為少得可憐，所以他才被授與神的證書。”

宗教觀點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受過洗禮和堅信禮，是一名路德派教徒。舒克教授指出，諾貝爾真正的博愛，是他宗教態度的重要部分。“只有當一種宗教對人類表示出熱愛，對於他來說才是有價值的宗教。但是，他的所謂無神論，則是一種特別的型別。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曾受到雪萊的很大影響，他同雪萊對生活的態度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從哲學的觀點來說，這種態度無疑是相當混亂的，那位詩人比這位思想家更加混亂些，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