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的小說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寫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寫的《姊妹們》這兩部抒發他對社會改革觀點的作品，或者在相當後期的一八九五年寫的喜劇草稿《桿菌發明專利權》，儘管它們的確包含著對於人物性格的敏銳觀察，但卻有點天真和造作。他對一般生活越來越多的批評態度，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挖苦和奇妙的內容。因此，對於從來沒有發表它們，人們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戲劇創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寫作，於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劇《復仇的女神》。正好當這部劇作出版的時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員們認為：“象這麼一部可憐的劇作，不能給一位偉人帶來榮譽的紀念。”因此只留下三本儲存，其餘的全部銷燬。舒克教授說：“這件事做得對，因為公眾從這部他寫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劇作中，肯定將會對諾貝爾得出一種錯誤的印象。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確是位詩人，他有著詩人那種現實的概念，作為一個年輕人，能夠以詩的形式把它再現出來。但這種能力已經同歲月一道消失了。”

然而，儘管他肩負巨大的工作負擔，他卻保持了自己對詩的喜愛。他注意跟蹤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在內的文學潮流，並且從中看到了它在他所夢想的人類向更好的生活發展中，能夠成為一種使人振奮精神的源泉。他的遺囑的條款，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在他的信件裡，他經常引用莎士比亞和其他英國作家的話，並使之變得滑稽風趣；這些信件還流露出他曾仔細讀過並且珍惜與他同時代的一些哲學著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與諾貝爾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們所知，諾貝爾在詩歌方面的嘗試，是模仿拜倫和雪萊的，他顯然對古今著名和無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傾向相當熟悉。對於他所研究過的作家，他曾表示過明確的愛憎，看來他喜歡那些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品，而不喜歡當時的自然主義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國作家中，包括他親身相識的維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爾扎克和拉馬丁，但他認為左拉是“一個骯髒的作家。”在象果戈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偉大的俄國作家中，他說他最喜歡的是屠格涅夫。他愛好並在給朋友的信件裡經常討論的斯堪的納維亞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約恩森、喬納斯·李、加博格、基蘭、維克托·賴德伯格和賽爾馬·拉格爾洛夫。在給瑞典朋友的信中，他對易卜生的《皮爾·金特》寫過一段熱情的評論。他認為維克托·賴德伯格的作品“表現了貴族的靈魂和佳人的形象”；認為在拉格爾洛夫的《古期塔·柏靈斯的傳說》中，“事件的起因不合乎邏輯，但風格具有魅力，因此不能評價過高。”諾貝爾的一些朋友在信件中曾說過，甚至在老年時期，他仍然平靜與靈敏地朗誦出蒂格涅的《弗裡特約夫的傳說》，和拜倫的《哈羅德公子》中的大段詩文。他在書信裡，經常引用古典作家和伏爾泰、席勒和漢斯·安德森那些智慧的詞句。

在一些傳記文學裡，常常說諾貝爾把他大部分年青時代的詩寄給情人。然而，在檔案材料裡，除了那首重要的、討論很多的詩《一則謎語》之外，還有一些關於他嗜好寫詩的寶貴例證。此外，本書作者最近幾年還在實驗室的記錄簿等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了他所寫的一些筆記和未完成的詩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