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康、雍、乾三朝,“股東”的“表決權”,就比例而言。相對於皇帝這個“董事長”降低了。但依然還是“董事”。
同治這麼幹。等於要把所有的“表決權”,收到“董事長”一人手裡。這種行徑,真正叫“動搖國本”,即以聖祖、世宗、高宗之盛年,也絕不敢幹。他一個剛剛親政,沒有任何真正權力基礎的毛頭小子,就這麼亂來,下場如何。用腳後跟也能想到。
早已“撤簾”的兩宮皇太后,不跟皇帝打任何招呼,御弘德殿,召見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當著皇帝的面,恢復了恭王的爵位差使。皇帝親擬的那道撤軍機和御前的旨意,自然作廢,連明發的機會都沒有。
這其實相當於一場政變。皇帝的權威大損,兩宮的手重新伸回了政府中樞。同治心灰意冷,更加縱跡於花街柳巷。直接導致了他的早薨和兩宮的再次垂簾。
穆宗的繼任人選,有“立長”、“立幼”之爭。“立長”皇帝親政,“立幼”兩宮垂簾。
慈禧當然希望“立幼”。但關卓凡認為,這個問題,根本不是慈禧可以自專的。實在是:一,滿洲親貴被穆宗的糟糕表現嚇到了;二,那些已經成年的“爺”,看來看去,沒有一個靠譜的。所以,寧肯選擇一直善盡職責的兩宮皇太后繼續執政。
同治親政,還辦過一件極其荒唐的案子。
當時的烏魯木齊提督叫成祿,鑲藍旗。此人身為烏魯木齊提督,卻滯留甘肅高臺,坐視新疆糜爛,前後七年,遷延不進。非但如此,還苛索駐地周圍民眾錢銀三十餘萬兩;士民抗議,成祿居然巫良為匪,縱兵虐殺二百餘人,然後上報朝廷,說自己打了一個勝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嚴劾,成祿“革職拿問”。
但成祿是醇王的私人,如此惡行,最後只擬了一個“斬監候”。
大夥兒都知道,這一“候”,腦袋就算保住了。找個什麼機會“加恩”,或等到“大赦”,就可以減刑,甚至釋放。
一位甘肅籍的御史,叫吳可讀的,悲憤之下,上折力爭,內有警句:“皇上先斬成祿之頭,懸之匯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之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
這幾句話,激怒了同治,以為吳可讀欺他年輕,才出此錐心刺耳之語。於是,不但不殺成祿,反倒真要斬吳可讀的頭了!
這就太荒唐了。
成祿的案由是沒有爭議的,有爭議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為這個殺言官,不成了桀紂了嗎?
兩宮皇太后苦勸,但同治像後來對恭王那樣,發了牛脾氣,生母的話固然不聽,一向敬愛的母后皇太后的話,也不聽。
醇王主持,三法司會審,竟真辦了吳可讀死罪!
到了“畫行”的時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筆。
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闕諾”,缺一不可。就因為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吳可讀終於逃得一命,改了充軍。
關卓凡認為,不客氣的說:同治絕對有做桀紂的潛質。他死的早,是中國人的福氣;不然,原時空的中國,命途會更加多舛。
慈禧對兒子的教育,雖然竭盡全力,但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簡單粗暴”,結果完全失敗。可以說,他媽的好處,同治一樣沒學到;他媽的壞處,同治學了個全。
關卓凡想,我來試著改造改造小皇帝;改造不成功的的話,將來這個皇帝,是不好給你做的。
改造——從哪裡入手呢?
既然偏執狹隘,賞黜隨心而無度,那麼,就如倭仁說的,要“廣心胸,守制度”;然後,“天子將身為天下法則”。只不過,倭仁那一套,小皇帝聽都聽不懂,自然談不上聽不聽得進去。關卓凡要用小皇帝聽得懂的、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