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奏摺上署下了自己的名字。

這個倒不出關卓凡的意外。

今兒與會的，都是執掌翰詹科道的頭目。關卓凡秉政之後，除了翰林院，手還沒真正伸進去，詹事府。都察院——包括御史道和六科給事中，主事的都慢慢換成了自己人，至少是相對中庸、不會擺明車馬同自己作對的人。這些人，不可能在這種場合做仗馬之鳴。

翰林院方面，倭仁這個翰林院的頭號掌院學士今兒沒來，與會的另一位正掌院學士和兩位副掌院學士，其實就沒有了“主心骨”。而徐應祥是翰林院的，今天哪個衙門的人都可以“別具奏摺”，唯獨翰林院不可以。不然，等於表示整個翰林院要公然同關貝勒以及“朝臣公議”作對。這份壓力，哪裡是今兒參會的幾位翰林承受得起的？

最後是今天會議的主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們，這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於是，所有參會人員，無論派系，無論對鐵路的真實態度為何，最終全部在奏摺上署名，即中央政府所有重要部門，共同表態，支援興建鐵路。

本朝開國以來，這種議題分歧鉅甚的“大會議”，最後卻眾口一詞，國初之後，幾乎就絕無僅有了。

關卓凡大獲全勝。

這次會議，實在是“一次成功的大會，一次勝利的大會”。其意義，不僅僅是關卓凡在修建鐵路上面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援，更重要的是，依靠背後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中國的改革派首次獲得了對保守派的心理和輿論優勢。雙方的鬥爭遠未結束，但在輿論場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對比，走過了第一個最重要的節點。

在這場鬥爭中，為京官恢復原俸，是一個很有效的“軟鋪墊”，使言路上的保守力量，難以下定堅決抵抗的決心。關卓凡對保守輿論勢力的“大棒加胡蘿蔔”政策，算是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會上，關卓凡對徐應祥的諷刺、挖苦、斥責，刻毒入骨，無所不用其極，是要警告潛在的敵人：攻訐洋務可以，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睜眼看世界”——把你要攻訐的事物看明白了先！哪個再“憑空臆想”，哪個再“對洋務一無所知，卻偏要來指手畫腳”，哪個就是徐應祥的下場！

保守派反對洋務，既有觀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但這兩個因素常常是糾葛在一起的。不同的觀念，對利益的認知是不同的。鐵路是最好的例證，同樣的一個人，既可以認為鐵路“害我田廬，防我風水”，也可以歡呼：鐵路開通，沿線商賈輻聚，地價大漲，我可以坐地生財啦！

保守派被逼著去實實在在地瞭解“洋務”，其中，終究會有一部分人，能夠對“洋務”得出一個大致正確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就有可能意識到“洋務”也能夠給自己帶來利益，自然而然地，就會想著要分一杯羹。這個時候，原先的反對者，就有轉化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藉著這次會議，關卓凡開始對中國歷史上遷延數千年的兩個政治惡習下手了。

一個是“不言利”。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最噁心、最虛偽的一個花樣，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歷朝歷代的改革，起因幾乎都是財政睏乏，則改革的措施無不為生利而行。被動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擺到檯面上的反對改革的理由，則無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與民爭利”，云云。

以前的改革者，涉及到這個“利”字時，總是心虛氣短，順著反對者的思路說話，辯解“俺這不叫言利”，“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