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時代做點犧牲、受點委屈吧。

還有，我會請你再次出山的。

話題回到上海。

電報“形勢一片大好”，郵政的勢頭也相當喜人。

其實，“江蘇驛郵所”就掛在上海電報總局的下面。松江、蘇州、太倉、常州、鎮江五府之間的陸路郵路，鎮江和上海之間的水路郵路，經過一兩個月的“試運營”，很快便運作順暢。

開始的時候，驛郵所只派送電報和收發信件，到了後來，“郵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眾對郵政的熱情遠遠超過了電報，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爆發式地釋放出來，驛郵所的郵件的交寄量，不斷“重新整理”主事的楊仕全和邵德生最樂觀的估計。

一年沒到，從開支上來說，“江蘇驛郵所”已經過了盈虧平衡點，而且“增長曲線”高高翹頭，眼見必是一門能賺大錢的生意了。

知道郵政會成功，但成功來得如此之快，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夥兒仔細分析，得出一個結論：驛郵所的成功，除了“政府專營”之外，和郵馬、郵車、郵船都掛軒軍中軍的旗子大有關係。

這面旗子，既是安全保證，也是信心保證。保護郵路暢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這筆“無形資產”，不知道要不要算進成本里面？

松、蘇、太、常、鎮五府的新式郵政，引起了曾國藩的很大興趣。已經說好，過了年，就開通蘇北兩江總督直轄的江寧、淮安、揚州、徐州、海州廳等地郵路，還是由江蘇驛郵所操辦，還是掛軒軍的旗子。

這樣，江蘇一省的郵路就全通了。

江蘇驛郵所的客戶也包括洋人。法國人皮埃爾辦的“客郵”，交寄量已經大減，這位江蘇驛郵所的前顧問，正在和楊仕全商量，看看兩家的線路能不能夠合併到一起，其實就是希望江蘇驛郵所“收購”他的“客郵”。

看在皮埃爾做過江蘇驛郵所的顧問的份上，不好教會學生餓死老師，趙景賢請過關卓凡的示後，對楊仕全說，價格合理的話，可以談一談的。

接下來是“財經口”了。

新鑄的“蘇洋”一面世，便在市面上迅速流通開來。

人們對這種精緻、閃亮、“料足”的銀元愛不釋手。開始的時候，頗有人想囤積居奇的。劉郇膏的臬司衙門盯得很緊，狠抓了幾個典型，以儆效尤。待“蘇洋”源源不絕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蘇洋”很快便“走出江蘇”，北至北京，南至廣州，都能見到“蘇洋”的身影。

開始的時候，刨去鑄造成本和發行“蘇洋”的銀行、錢莊的佣金，估計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實際上，蘇洋的價格折成銀價一路走高，一年下來，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說到底還是“供不應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見到這麼高質量的本國貨幣，“蘇洋”的受歡迎的程度迅速超過了銀塊和銅錢。作為一種“地方貨幣”，“蘇洋”卻事實上開始流通於全國，相對於整個中國的龐大的市場需求，“蘇洋”的供應量自然是不足的。

這種局面，短期內是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洋的身價還會愈走愈高。

“鑄幣稅”真是一樣美妙的東西。

楊坊的上海關，月入關銀已經過了百萬，且還在不斷增長中，而一年前這個數字還是五十萬；來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關銀，篤定超過一千五百萬兩。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有清一代，之前國家歲入的最高峰出現在乾隆朝，大約四千五百萬兩。則單是上海關一處的收入，便等同於整個國賦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關年過千萬是意料中事，但沒想到來的這麼快。

幾個原因。

第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