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卓凡知道他為什麼嘆氣，狡黠地一笑：“博川，你放心，這件事情，咱們一定做得成。我和你，都不會那麼容易‘粉身碎骨’的。”

文祥精神一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當然妙之極矣，可關貝子何以有這樣的底氣呢？

關卓凡的“改革八旗”，其實是對旗人的廣大下層開刀，並不直接觸動旗人上層的利益。普通旗民既不掌握政權，也沒有話語權，他們的聲音，得透過本旗的上層，才能傳達出來，形成輿論，影響施政。

如果旗人的上層——主要就是宗室，不肯出聲的話，普通旗民就是案板上的魚肉，任關卓凡宰割了。如果是漢人，還得擔心他們會不會造反；旗人，連這個擔心，都是不必要的。

那麼，怎麼才能保證宗室們少說兩句呢？

當然不能靠嚇。關卓凡還沒那麼大的勢力。即便有了，人家嘴上不說，腳底下使絆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招，多了去了。

要想法子，叫他們真心實意地擁護“改革”，至少，反對得不是那麼堅決。

聽起來天方夜譚，可其實說穿了非常簡單，一個字，“買”。

中國曆朝歷代的改革，都是新政動舊政的乳酪，然後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強烈的反抗，於是改革半路夭折。在農業社會，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因為生產力有限，乳酪就那麼大，我多了，你就少了。不你死我活，分不清爽。

進入工業社會，就不完全是這麼回事了。

工業化創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前所未有的社會財富。社會財富的增加，從緩慢的代數級數，變成快速的幾何級數。社會財富的獲取，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由甲轉到乙的過程。

就是說，社會財富增加的方式和速度，使新、舊兩個階層，第一次有了共同獲益的可能性。

這意味著，關卓凡有了向舊的統治階層“贖買”支援的可能性。

至少，短時間內是存在這種可能性的。

把這種可能性“變現”，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改革的阻力。

關卓凡打算籌建一個叫做“奉恩基金”的東西，專門對在京的有爵位的宗室發放“恩俸”，以及為生活困難的閒散宗室提供補貼和低息貸款。

“奉恩基金”的資金來源，在名義上，明確定為：從各地開辦的新式工礦企業的盈利中，按比例抽取。

清朝的宗室到了這個時候，生息繁衍，總人數得以萬計了。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居住在盛京，主要是遠支宗室——這部分關卓凡是不管的。原因很簡單：他們實際上是被皇室“監視居住”的物件，沒有什麼話語權。

關卓凡要對付的，主要是居住在北京的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的宗室，又分成兩部分，一小部分有爵位，大部分是所謂“閒散宗室”。

這兩部分要區別對待。

身上有爵位的宗室，是真正掌握話語權的。

在京的宗室，身上有爵位的比例很低，遠支的比例就更低，有的不過百分之幾。這有賴於清朝獨特的“降襲”封爵制度。即爵主去世後，他的爵位只能由一個兒子繼承，而且，是降一等繼承。這樣，就有效地避免了前明宗室爵位氾濫的情況。

關卓凡算盤中的“恩俸”，說白了就是給有爵位的宗室發多一份工資。

清朝有爵位的宗室的名義工資，其實並不算高。最高的親王一年一萬兩銀子，最低的奉恩將軍一年不過一百一十兩。關卓凡這個固山貝子，瞅著威風得很，一品大員都要下跪請安，但一年俸銀不過一千三百兩。

而且，爵位的分佈，由高而低，完全是一個金字塔形狀的走向。塔頂的親王，不過十來位。

關卓凡算過一筆賬，如果僅僅是給這撥人發工資，一年一百萬兩銀子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