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這是“企業”，不是部院司道府縣，主其事者，做起事情來，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國有企業”四字，對培養這個時代的人們的近現代“國家”觀念，也會有一定的助益。

當然，關卓凡絕不會天真到認為，同樣一間企業，僅僅換個名字，就能脫胎換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強有力的手段，事情不會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原時空，洋務運動及其後興辦起來的那些“新式企業”，其經營管理，若用近現代企業制度標準去套，幾乎無一例外地慘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兩銀子只能辦一兩銀子的事情——就這一兩銀子辦出來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遇風吹雨打，不免煙消雲散，最終的結果，是一兩銀子也沒有了。

第二，財務混亂，任意開銷，“三公消費”尤其畸高，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員充斥。冗員的來源，不僅有主管官員的私人，還有許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張條子、甚至一個口信，就能塞一個人進來。即便主管官員和請託者並沒有什麼太深厚的交情，為不得最罪人，原則上也不會拒絕類似的要求，反正發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冗員，根本不點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餉”。

第四，損公肥私，明釦暗釦，買空賣空，各種“戴帽子”——這就更加不必說了。

洋務運動伊始，直至清朝滅亡，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企業制度，始終未在中國建立起來。

留意，這種情形，和主官官員本人清廉與否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譬如，左宗棠、張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稱，但他們經辦的企業，上述毛病一個不少——也包括他們本人。別的不說，單說公款消費——他們確實沒有把銀子揣進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費”上面，花起錢來，卻是毫不手軟，決不後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錢，“照顧”老朋友的子女家屬，也是異常大方的。

下邊兒的人，公家的各種大小便宜佔著，左季高、張香濤高高在上，大都會當做沒看見；即便貪瀆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一樣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離開閩浙之時，原本是想請沈葆楨接管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但關卓凡反對，原因就在這裡：沈葆楨之為人、為官，以及辦洋務的套路，和左宗棠、張之洞其實如出一轍——清廉，可上述各種毛病，一個不少。

咦，好像哪裡不對啊？按關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張之洞嗎？

上文，張香濤和左季高……一塊兒被狠狠損了一通，言猶在耳啊！這個，張之洞之於左宗棠、沈葆楨，區別又在哪裡呢？

區別有二：

其一，此時的張之洞，年紀還輕，資歷還淺，必然是要聽關卓凡的擺佈的；而左宗棠、沈葆楨兩個，勳重望著，辦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順毛驢，不爽了就撂蹄子，哪裡是關卓凡輕易擺佈得了的？

其二，張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負“政治責任”的，暫時不及實務。福州船政的實務，掌握在兩個英國人手裡：海曼奇，原皇家海軍學院副院長，出任中國福州海軍學堂“總辦”；　畢夏普，原“哈蘭德和沃爾夫”造船廠副總工程師，出任福州船政局“總辦”——相當於總經理。

事實上，此時的張之洞，對關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來招撫“清議”用的，而“清議”裡邊，關卓凡找不到比張之洞更合適的人選了——矮子裡拔高個兒，“清議”裡邊，張之洞畢竟是腦筋最開通、能力最強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