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區別。

不認清這一點，不承認這一點，就會永遠被人扁。甚至，亡國，滅種。

那麼，中國怎樣才能實現工業化呢？

原時空的洋務運動？

不是說一點成績沒有，但整體而言。已經被歷史證明是失敗的。病骨支離的肌體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幾個製造局不過是病體表面塗抹的幾塊腮紅。而且，就是這一點點綴，也是低質量、低水平、低效率。

當時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如李鴻章之流，建立各種工礦企業的過程，也是從中分肥往自個兜裡揣銀子的過程。而且，對自肥的興趣，恐怕超過為國家“建立自主工業”的興趣。以致國家財政投入十塊錢，往往只有兩三塊錢的產出。

至於各自為政。把自己建立的企業和軍隊視作自己的禁臠，其他派系的人固然不能碰。連國家也輕易動不得，就更不消說了。

在這些企業和軍隊內部，不管殼子如何光鮮，執行和管理本質上還是舊官場、舊軍隊那一套，哪來的競爭力、戰鬥力？

這些情況，非獨李鴻章為然，其餘如左宗棠等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差異只在程度而已。

這是大環境使然。關卓凡想，如果自己處在和他們同樣的位置上，大概也會是同樣的做法。

但現在自己和他們不是處在相同的位置上。因為“追求”不一樣，自己所謀，遠遠大於他們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祿。

對於自己來說，眼前利益、區域性利益，之於長遠利益、全域性利益，猶如左手之於右手，為獲得更大的利益，絕不會提前把必須的投資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沒有必要這麼做。

自己不但不會這麼做，也不能允許別人這麼做。因為，你這麼做，等於在割我的肉。

關卓凡看來，辦企業，可商辦，可官辦，但萬萬不可“官督商辦”，這等於官商勾結，一起挖國家的牆角。

商辦不消說了；這官辦，需要找到極有操守、極有能力的人來主持。

不論商辦、官辦，或者說，不論“私有”還是“公有”，關卓凡以為，像中國這種後發國家的工業化，必須“計劃經濟”。

工業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資源進行原始積累，需要引導甚至強迫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重工業裡面，此非“計劃經濟”不能辦。“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時空的日本、韓國，在其工業化形成和所謂“經濟起飛”階段，莫不如是。

“計劃經濟”的實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以做保障。像現在的朝廷，名義上君主乾綱獨斷，其實是幾架馬車勉強拼在一起拉貨，隨便一個所謂清流的摺子都可能打消一項重大國策，是根本沒有能力保障“計劃經濟”的實施的。

而中國守舊力量無比強大，連“地球是圓的”都無法想象，不可指望透過辯論、講道理神馬的來說服他們支援改革，只能硬幹，反對者須以鐵血手段清除，這個也非高度集權不能行的。

比如修鐵路、架電報線，難道非得辯清楚這些個東西不會“妨地氣、害神元”才辦得？

那還能辦成什麼事？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關卓凡認為，“流血”沒錯，但可憐的譚嗣同把話說反了，要流的，應該是反對變法者的血。

為此，關卓凡甚至不排除發動一場規模適度的內戰。

至於“啟發民智”什麼的，根本緩不濟急。宣傳很重要，但以中國之現狀，所謂宣傳只能自上而下強行灌輸，指望自下而上形成足以影響大局的輿論，完全與虎謀皮；民間自發的對於普通老百姓的宣傳，死水微瀾，一點用處都沒有的。

這些，都需要政治上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