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個月，尚未徵求吳晗本人的意見，新政府便任命他為北京市副市長。時在蘇聯訪問的吳晗連忙向周總理辭職，表示實在不願從政當官，還是願意留在清華，“繼續從事史學研究和教育工作”。但此時此地，早已是由不得他了。後來為了這件事，吳晗還狠狠自我檢討了一番自己“知識分子的潔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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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4）

一個本來有可能成為學術大師的書生，就是這樣棄學從政，開始了不無驚險的仕途生涯。應該說，在那個崗位上，吳晗為發展新中國的史學是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工作的，換任何一個別的人上去，都不會比他做得更好。但作為吳晗本人，也就此犧牲了自己的學術事業。他整天限於沒完沒了的會海之中，有一個星期一共開了六十四個會，平均每天八個會！1957年以後，吳晗開始擠出時間寫一些史學札記和政治雜文，當夜闌人靜，吳晗埋頭於燈下時，我們可以想象，以他史學家的本能，間或也許還會冒出若干真知灼見。但這些靈感不是被自我扼殺，就是被禁錮在階級分析話語的硬殼之中。在那個時代，一統的政治立場規定了一統的治學方法，而一統的治學方法又限制了學術觀點的原創性。再加上行政職務帶來的政治敏感，吳晗的史學生命自然凋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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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曉：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1）

當命運殘酷地將張中曉拋到社會的底層，遠離接踵而至的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的時候，反而使得他有可能獨具慧眼，冷眼旁觀，比一般人更深入地洞察人世。

前不久，王元化先生送了我一本他作序的書，是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他再三對我說，這本書很值得一讀，比起顧準，張中曉可以說一點也不遜色。我想起（1989年）初春，也是王先生向我鄭重推薦顧準的遺稿，當時書稿剛剛打出清樣，王先生正在為它作那篇膾炙人口的、後來被人反覆引用的序。可惜的是，我那時心浮氣躁，略略瀏覽了一遍就匆匆還了。等到重新注意它，已經是人人談顧準的時候了。這些年，王先生作序評定的幾個思想界故人的遺著，比如顧準、杜亞泉等，都激起了知識界的廣泛反響。這次的張中曉恐怕也不會例外，因為待我讀完《無夢樓隨筆》，不由得再一次佩服王元化先生的好眼力：張中曉，不愧為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張中曉故去將近三十年了。經歷過50年代反胡風運動的人，也許還依稀記得這個名字。當時的御批曾經頗有聲色地提到過他：“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真是一句頂一萬句，張中曉由此定了終生，至死都不得洗冤。從他生前唯一留下的一張照片（還是與別人的合影）看，當時年僅二十五歲的張中曉不過是一個臉色蒼白、身材瘦削的文學青年而已。因為與胡風透過幾封信，並在其中寫了幾句偏激的話，就此釀成終身的慘劇，被捕、開除公職、保外就醫送回紹興原籍，從此，飢餓、貧困、病魔和苦難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

生活是異常地匱乏。每天的食糧只有三兩定量，半飢不飽，連牙刷毛巾也買不起，只能用破布條刷牙、舊布片洗臉。然而，這還不是最恐懼的。對一個有著強烈精神關懷的知識分子來說，最恐懼的莫過於內心的那種孤獨感，那種無所依傍、無所寄託、慢慢吞噬著靈魂的孤獨感。在十年的苦難歲月之中，張中曉除了要與飢餓、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