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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凱恢復帝制，建立“中華帝國”之後，孫中山在廣州為發表演講，再次提及這個問題：“……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之不同，帝國是以皇帝一人為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為主。”孫氏認為，從中國的領土、人民和國家主權的同一性和歷史連續性來看，“中華民國”是與“中華帝國”相聯絡和相比較而存在的。中華民國的領土、國家主權仍然是“中華帝國”原來的領土和國家主權，但這些過去屬於皇帝個人，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華民國”的領土則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華民國”的人民則是“率土之濱，莫非國民”了。“中華帝國”的國家主權屬於皇帝個人，而“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已經屬於全體國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和孫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對“中華民國”的解釋角度不同，章太炎更注重的是歷史文化淵源，他在《中華民國解》中說，吾國之名為“中國”，始見於《禹貢》：“中邦錫土姓。”《史記》：“中國錫土姓。”鄭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孫星衍曰：“史遷‘邦’作‘國’者，非避諱字，後遇‘國’字率改為‘邦’，誤矣。是《禹貢》‘邦’字，當從《史記》作‘國’。”後世遂沿用之。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倉葛曰：“德以威中國，刑以威四夷。”《禮記？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詩經》中，則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之句，《毛傳》解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因此，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中對“中國”一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為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中土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

至於“華”之用，當見於春秋之時，如《左傳？定公十年》：“夷不亂華。”而“華夏”之說，按照章太炎的解釋，謂“華”取自華山；“夏”取自夏水。在《中華民國解》中，章太炎寫道：“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為言。世言崑崙為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崑崙與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為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為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為漢中郡屬縣），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為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其後人跡所至，遍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為華民耕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