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方針演說中一次都沒有使用過“國家利益”一詞。為什麼？原因也許是戰前日本就是因受所謂的“國家利益”的影響才走向悲劇的。所以，在戰後初期，與“公”或“國家”相比，人們更加優先對待“私”或“個人”，同時重視人權和自由。但今天的日本政界或媒體界，人們卻頻繁地使用“國家利益”，甚至覺得缺了這個詞就不正常。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這一演變的實際原因與背景。

在這裡，應首先弄清楚兩個方面的問題，即對於作為民主國家的日本來說，最為重要的政治場所“國會”和對輿論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的“媒體”到底在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使用“國家利益”一詞。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戰後國家利益論的“崛起”（2）

（1）日本國會如何看待“國家利益”

首先，雖然在吉田茂首相任期的下半期有若干次關於國家利益的談話，但整體上而言，直到佐藤榮作政府為止，在“二戰”後20年間，日本這一“主權國家”的最高政府領導人在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國會里講話的時候，幾乎沒有使用或提出過“國家利益”這一概念。

其次，一個明顯的轉折是，1971年，佐藤榮作首相在國會有關“國家利益”的發言達到50次之多。而這一年，他在國會包括總會、委員會等演說或問答的次數總共只有140次，也就是說其中提到“國家利益”的佔1/3以上。眾所周知，1971年的國際形勢對日本來說是“極具變化”的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上臺後，印度###“印度###”，即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編者注

形勢和中美關係發生了戲劇性變化，而在日美之間也展開了“沖繩是否歸還”的交涉。在這一年，日本週圍的政治、安全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佐藤首相關於國家利益的發言往往也針對時事，與沖繩歸還問題以及中國問題息息相關。在此之後，除了竹下、海部、宮澤、村山幾任首相，其他首相也都或多或少使用過“國家利益”一詞。

（3）日本國家利益論“崛起”的背景

如前所述，“國家利益”的使用頻率雖然在國會看不到長期的增加趨勢，但在報紙上這一趨勢卻很明顯。事實上，1990年後和2000年後的增加都是以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為背景的。也就是說，媒體界在面臨新形勢的過程中，也認識到國家需要轉變原來的對外戰略，而作為向整個輿論的說明材料，“國家利益論”開始逐漸崛起。我認為，作為誘因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冷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蘇聯的解體重塑了國際政治的格局。在東亞，以蘇聯的威脅為前提而維持的中美戰略合作關係喪失了存在的基礎。中國在全球化的形勢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迅速發展，不斷加強地區和全球影響力。朝鮮在失去蘇聯的支援後，社會主義體制陷入困境，為了維持既有體制，以開發核武器為“外交王牌”，正在推行“邊緣化外交”。在這些嶄新的外部安全環境下，日本如何重新認識日美安保體制成為迫切需要面對的政治課題。

另外，在“9？11事件”發生後，“反恐戰爭”等全球威脅不斷多元化的形勢下，冷戰時代以核威懾為背景的“恐怖均衡”格局以及相關討論已經過時，“意識形態對立”格局全面終結。全球各地紛紛出現的民族、宗教紛爭、恐怖主義活動等新的安全威脅，引起了各國政府的密切關注。在這個時代，對和平的“創造”比傳統意義上的“維護”更加重要。日本也受到了這一時代主題的影響，圍繞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執政黨與在野黨陷入對立僵局，輿論則陷入分裂狀態。在需要對和平或安全問題展開新的討論的情況下，媒體有理由重新開始探討究竟什麼是“日本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