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而驗證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著，１８８２年美國學者唐納利則運用田野考古和語言、人種等綜合知識進行考察後，提出了“兩種文化聯絡者就是新舊大陸之間、大西洋上曾存在過一個大洲的”理論……

如果說以上西方學者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範例，因東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訊息的閉塞，未能讓中國的學者們充分認識到田野考古的價值和意義，那麼，令安特生教授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這同一時代裡，無數外國學者和盜寶者在中國進行的一系列尋找與考察———有的簡直就是強盜般的所謂田野考古行動，為什麼也未能讓中國的政府和學者們幡然醒悟呢？

的確，在古老的中國，特別是在古老而又神秘的絲綢古道上，智慧勤勞的各民族祖先，曾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稀世的文化珍寶！這些屬於中華民族的國寶，就像我們自己家裡一筆豐富的遺產，本來是等著後來的子孫們去尋找、去發現、去挖掘、去整理、去研究，可到了１９世紀下半葉，一批外國考古者們卻翻山越嶺，飄洋過海，紛紛聞風而來。在這一批又一批的外國考古者中，我們不可否認確有為尋找祖先足跡而來的考古學者和專家；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又確有一批無恥的“文化強盜”！這批“文化強盜”深入西北大漠後，不僅毀壞了許許多多的古蹟現場，而且還偷去了大批大批的文化珍寶，為後來中國的學者們對古文明的尋找和考察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上述情況若是出現在瑞典本土，安特生恐怕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令安特生深感遺憾的是，以地質學和考古學為先導發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學，已被西方人用來在世界各地反覆演示了上百年，而安特生既然不辭千辛萬苦，不懼重重風險，志願並樂意踏上了中國這塊土地，當然就想做點實際的事情。他在幫助中國政府尋找鐵礦和煤礦以及組建現代礦業的同時，還主動在北京當起先生來了：他給中國的同行介紹西方有關的先進科學知識，講解西方田野考古的歷史和先進技術。當他協助完成了中國最早開發的第一座現代化鐵礦———龍煙鐵礦的籌備工作後，又開始組織人員，背離書齋，走向田野，為尋找地下埋藏的古生物化石和遠古人類遺物，進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實際意義的田野考古發掘。

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２日這天，安特生從北京安定門外乘坐火車，踏上了前去周口店考察的路程。

兩天後，安特生離開周口店，回到了北京。他對這次周口店之行，非常滿意。他終於在北京附近找到了一處可能存有“龍骨”的產地，這對他來說是一件幸事。

１９２１年初夏時節，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懷揣著維曼教授的介紹信來到了北京。安特生接待了這位年輕人後，安排他去周口店發掘雞骨山。師丹斯基二話沒說就去了周口店。而且，一去周口店後，他便很快在當年安特生住過的一個破舊的寺廟裡，建起了一個很有點聲勢的田野發掘指揮部。

事情到了１９２６年。

這年的夏天，師丹斯基整理標本時，從周口店發掘的化石中明確地認出了一顆人牙。這顆人牙雖然有些殘缺，牙冠卻儲存完好，沒有磨損過，鑑定起來極為方便。經過一番考證，師丹斯基將這顆人牙鑑定為“真人”，並將這一振奮人心的訊息很快傳到北京。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從日本來到北京。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２時正，由中國地質調查所、北京自然歷史學會和北京協和醫學院等學術團體，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禮堂聯合舉行了歡迎瑞典皇太子的大會。

作為最後一個壓臺人物登場的，是安特生。他首先向中外學者表示了真誠的謝意，而後便代表維曼教授鄭重宣佈了在周口店發現兩顆人類牙齒的重大訊息。接下來，他又將研究論文《亞洲的第三紀人類———周口店的發現》在會上作了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