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國總統”、原臺灣省巡撫唐景崧棄城而逃，辜顯榮受士紳之託，單身赴日本軍營，延請日軍入城，大致就是這個套路。

我們可以指辜顯榮“漢奸”，但這種人，在這種情形下，是必定要有的。

當然，如果視幕府為“官軍”，那麼這幫子豪商就是“反正”、“助順”——其實都一碼事。

打頭的一位，叫做白石正一郎，乃是長州的第一大富豪。他擁有長州最大的船行，還有一家“關門制船所”，製造非蒸汽動力的日本船。全長州大部分的日本船，都出自他的“關門制船所”。另外，白石正一郎還做茶葉出口貿易，生意做得很大，和上海以及英國的南安普頓、美國的波士頓都有密切往來。

說到“政治立場”，這個白石正一郎其實相當“反動”，他是倒幕派的大金主，甚至參加過“奇兵隊”，素有“俠商”之號。不過，這種事情不能太認真，因為幾乎所有的長州豪商，都是同情“倒幕派”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事實上，不僅在長州，全日本的大商人，都是討厭“幕藩體制”的。原因很簡單，三百大名割據日本四島，各藩互不相通，嚴重阻礙了商品和資源的流動；幕府和藩國的政府專賣制度，也是大商人們的眼中釘、肉中刺。

所以，彼時的日本，是找不到一個不和“倒幕派”有勾連的大商人的。

幕末的日本，商人的地位是非常特別的。名義上，和中國一樣，“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但實際上，此時的商人，已經有了影響甚至主導日本政治的力量。

日本海島國家，地狹人多，不論德川幕府怎麼“鎖國”，貿易都在整體經濟中佔比甚重。幕末時候，國家、政府開支愈來愈大，農業生產能力卻只低不高，主要稅源——農民那兒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政府赤字愈來愈大。於此同時，商品經濟愈來愈發達，商人們的荷包愈來愈鼓，可是，幕府和大名卻只能乾眼饞，因為當時的“體制”下，沒有法律條文和技術手段，向商人徵收足夠多的稅收。

所以，很自然的，要維持幕府、藩國以及將軍、大名個人的龐大開支，就得向商人們借貸了。

當時的幕府和各藩國，全部都是大商人的“債務人”，如果商人們不肯借錢，有的大名的日子根本就過不下去。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幕府和大名們，在大商人面前，就很難真正硬氣得起來，對大商人的許多“不恰當的行為”，就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大商人們也因此獲得了影響政治的機會和能力。

這麼一個背景下，既然人家肯見風使舵，關卓凡也只能“曲於優容”。不過，他自己當然是不見這幫子商人的，按照當時日本的體制，商人的經濟地位雖高，但政治地位卻低，也是沒有資格覲見關卓凡的。和商人們的交道，一律交給徐四霖去打。

白石正一郎十分巴結，將自己最豪華的一套別墅“薰園”，騰了出來，以作關貝子在馬關的駐節之所。

這所宅子，在一處坡地之上，風景既好，關防也十分方便。近衛團進去，裡裡外外、反反覆覆地搜查，包括有沒有夾壁，有沒有暗道？

結果一切正常。

宅子規制宏大，完全不輸大名府邸。大門軒敞，可容轎、馬透過，這在日本的大戶人家中，並不常見。

關卓凡留意到，大門兩側的簷燈，不是傳統的日本紙燈籠，而是荷蘭風格的青銅煤油燈，這在當時的日本，更是罕見。

進了大門，轉過玄關，只見園林異常精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