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上下江夏秋被水，朕恫瘝念切，蠲賑頻施；又令興修水利，整理河防；所費帑金，以千百萬計，而無知愚氓，有以查賑稍遲，聚眾強求者。且有並未遲緩，已得賑糧，仍隨眾扳號，希心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賑過，即攜眷逃荒，復赴鄰境留養，及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領賑者。甚而本非無業貧民，串通胥吏，混入賑冊。或依藉聲勢，冒濫與賑。種種情弊，層出不窮。

而各屬生監藉有貧生一體賑恤之例，即家非貧窶，亦冀邀恩。所求不遂，即從中生事，煽惑阻撓。身列衣冠，恬不知檢。士習民風，澆漓若此。……不以荒歉為可憂，而以荒歉為可幸。恃特沛之恩膏，啟無窮之希冀。本計不敦，驕風日熾，勢將何所底止。習俗之漓，莫此為甚。

乾隆初政以來，一直以施行“仁政”而自居自傲，以“民”及“貧民”為其救濟和賑濟的目標。但“民”一旦拉近距離，似乎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形象上也不那麼“可愛”了。

果然，不久就有嚴重的冒賑現象被揭發出來。八年三月，欽差大學士陳世倌奏刪汰上江冒賑情形：鳳陽府屬汰大口二萬三千九百餘口，小口一萬三千三百餘口；潁州府屬汰大口六千四百餘口，小口四千三百餘口；泗州並所屬汰大口一千九百餘口，小口四百餘口。共大小五萬餘口。

隨即，鬧事的矛頭又指向了“富戶”人家。八年五月己酉諭：

周急之道，出於義舉。百姓眾多，良頑不一。若出示曉諭，勒令蠲糶，則奸民視為官法所宜然，稍不如意，即存攘奪之心，其風斷不可長。

近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等省多有此等案件。夫擁倉庾以自利，固屬為富不仁。而借賙恤以行強，尤屬刁惡不法。

其後，聞得江西地方，米價昂貴，奸民屢有聚眾搶奪之事。六月癸酉，諭：朕觀近日各省督撫，見朕加恩百姓，於地方一切事務，凡有可邀民譽者，一概丐恩請寬請免，以見其為民請命之意。

十月乙亥，因邇來福建辱官毆差之事，源源有之，上諭：朕細察其故，大抵因州縣官姑息養奸，每遇惡棍不法等事，輒私自寢息，以圖省事，並不申報上官。而上官又復苟且消弭，不行究詰。養癰貽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恤民之與懲奸，二者原相濟為用。若兩者俱失，則何以厚民生，肅吏治，挽薄俗，救頹風？

乾隆十年九月丁丑，禮部侍郎秦蕙田奏：近日奸民慢抗官長，有因地方偏災，發賑稍遲，即搶奪村市，喧鬧公堂者。而無識之州縣，恐地方滋事，曲意優容。又或頑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聽其刁脫；其士民涉訟事件，或不明究是非，故直鄉民而不直紳士。若此之類，皆足以長刁風。

十月己酉，有人奏稱，近日民驕之處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賑濟。赴工者領帑到手，私自潛逃；望賑者一有不得，鬨堂鬧市，因諭軍機大臣等：

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辦理未善……如散賑一事，被災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聲譽，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數，虛為慰藉。愚民無知，信為實然。迨地方按例查辦，絕不如前，而鬨鬧之端起。

又或被災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實時申報，以致民情惶怖，而鬨鬧之端亦起。

十一月，浙江巡撫常安奏覆：地方偶值旱澇，奸民挾饑民為護符，從中鼓惑，遂不免有鬨堂鬧市之事。上年辦理浙省賑務，親厘冒濫，訪拏百有餘案。得旨：所奏已得大體，“但尚須以忠厚惻怛之心，實力行之而已”。

十二月，江蘇巡撫陳大受奏：委員確查阜寧縣從前捏冒各戶，現有自行首繳者，有銷燬不敢赴領者。其舞弊捏造之書役地保，俱經查出，提訊究處。統計刪除捏冒大小口三萬二千有零。民情帖服。旨批：此非小弊，應重處若輩以示警。

甚至發生了因蠲免錢糧，鄉民“轉恃上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