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翊頓了頓，說道：“監國殿下準備再次派遣馮侍郎作為使臣，前往日本借兵助戰。輔仁博聞強識，口才更是了得，本官打算向監國殿下舉薦輔仁為鴻臚寺寺丞，充任副使，與馮侍郎同行。”

赴日乞師？

這段歷史陳文倒是很清楚。從1645年的弘光元年到1659年的永曆十三年之間，浙江抗清集團先後八次以個人或是魯監國朝廷的名義赴日乞師，其中前四次是由周鶴芝主導的，因為其人與日本薩摩藩主有舊；最後一次則是朱之瑜的個人行為。

而剩下的三次，便是馮京第在長崎“哭秦廷”的第五次、馮京第和黃宗羲同行再赴長崎的第六次和魯監國被日本和尚詐騙的第七次。

陳文想了想，按照史書的記載，現在到舟山之戰爆發前，好像魯監國行朝都沒有再赴日乞師過啊！

是黃宗羲寫漏了？

還是我這隻小蝴蝶翅膀子扇得勁兒有點過大了？

不過，這些都不重要。

陳文記得，關於赴日乞師，其實當時的浙江抗清人士並不是鐵板一塊，甚至包括兵部尚書餘煌和肅虜伯黃斌卿都對此表示反對。其中黃斌卿是害怕支援此議的周鶴芝藉助日本薩摩藩的勢力對他不利，等周鶴芝不再主導之後，他便派了他的弟弟跟著馮京第去日本；而餘煌則認為此舉是引狼入室。

相對的，贊同的一方則包括首輔張肯堂、侍郎馮京第、御史黃宗羲和平夷侯周鶴芝等人。

其中馮京第為反駁餘煌，提出了吳三桂借清兵導致眼下滿清佔據中國十之**的局面，而此刻借兵日本則是因為無地可失，能擊敗清軍就是賺了的奇葩論調。另外對於日軍軍紀問題，馮京第則表示嘉靖朝作亂的倭寇都是些海盜和浪人，他要借的都是日本正規軍，所以不可同日而語。

在書上看到這段歷史之後，陳文毫不猶豫的就把馮京第划進了東林黨棍的集合之中。所以，當王升提出要陳文隨他見馮京第時，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找機會逃跑，因為他實在沒興趣和這種人講理，哪怕他是那種能夠做到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忠臣。

而作為一個現代人，陳文在這個問題上是餘煌的絕對支持者。

身在此時，殘明危如累卵，陳文能夠理解他們那種急於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態。但是，作為一個來自於21世紀的中國人，他很清楚近代對於中國的百姓傷害最深的國家是誰。就算今日此事與他無關，他也絕對無法認同這種做法。

因為這是原則問題！

不過嘛，原則歸原則，話卻不能說得太直白，雖然他並不清楚王翊對此事的看法，但是陳文卻知道，王翊與馮京第、黃宗羲二人的關係匪淺，甚至和黃宗羲是兒女親家，這樣的關係使得他必須注意措辭。

“在下少時讀書，曾經看到過這麼一件事。”

“祥興二年，崖山海戰，宋軍大敗，左丞相陸秀夫揹負天子投海，隨行的十多萬軍民亦相繼跳海殉國！訊息傳到日本，日本舉國茹素三日，以悼念大宋的滅亡。”

這個故事並非出自信史，而且日本方面也沒有相關記載，只是陳文在論壇上看到過的。

聽到這段話，王翊和王江不約而同的認為陳文贊同赴日乞師的國策。可就在這時，只見陳文話鋒一轉。

“此事過後，日本和當時還叫做高麗的朝鮮的國內在哀悼華夏亡於韃虜的同時，卻出現了另一種思潮，他們稱其為華夷變態。”

“所謂華夷變態，說的就是當華夏亡於韃虜，蠻王夷君入主中原，華夏文明創造者漢人則淪為下等民族。那麼，曾經的華夏就變成了蠻夷，而他們這些接受了華夏文化思想的蠻夷則相應的變成了新的華夏。”

所謂華夷變態，其實來源於日本江戶時代前期長崎藩上報給德川幕府的中國形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