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指出，費迪南德能夠獲得這片權力領域的原因是查理五世在面對奧斯曼帝國威脅時，難以協調奧地利、匈牙利戰線與地中海戰線之間的防禦，同時還要應對德國、新教諸侯和法國在德國、勃艮第和義大利戰場的戰爭。

因此，中歐的防禦工作被委託給費迪南德，同時他還承擔了許多帝國管理的責任。

查理五世於1522年放棄了奧地利大公（Archduke of Austria）的身份，九年後，他讓德國諸侯選舉費迪南德為羅馬人的國王（King of the Romans），從而成為他的指定繼承人。

“這對東南歐的國家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費迪南德從匈牙利的廢墟中拯救了波希米亞（bohemia）和西里西亞（Silesia），使他的東北側翼更加安全。

他在1530年於林茨（Linz）向奧地利議會（Landtag）——即集結的貴族代表們——表示：‘除非匈牙利王國掌握在奧地利大公或其他德國王子手中，否則無法抵禦土耳其人。’

經過一番猶豫，克羅埃西亞（croatia）和匈牙利殘部加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陣營。

在這兩種情況下，這種聯絡本質上都是契約性的，直接與費迪南德提供對土耳其人保護的能力相關。”

奧地利領土當時處於極度困頓的經濟和財政狀況，費迪南德被迫引入所謂的“土耳其稅”（turkensteuer）來為他對抗奧斯曼帝國的戰役提供資金。

儘管奧地利做出了巨大犧牲，但他仍無法籌集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奧地利防禦成本的開支。

他的年收入僅足以僱傭5000名僱傭兵兩個月，因此費迪南德向他的兄弟皇帝查理五世請求援助，並開始向富有的銀行家如富格爾家族（Fugger family）借款。

費迪南德於1527年9月在塔爾察爾戰役（battle of tarcal）中擊敗了約翰·扎波里亞（John Zápolya），並於1528年3月在斯奇納戰役（battle of Szina）中再次獲勝。

扎波里亞逃離了國家，向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尋求支援，使匈牙利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附庸國。

這導致了費迪南德生涯中最危險的時刻，發生在1529年。

當時蘇萊曼藉助匈牙利的支援，發起了一場規模龐大但最終失敗的攻勢，即對費迪南德首都的維也納圍攻戰（Siege of Vienna），迫使費迪南德避難到波希米亞。

1532年，另一次奧斯曼帝國的入侵被擊退（見貢斯圍城戰，Siege of Guns）。

同年，費迪南德與奧斯曼帝國達成和平協議，將匈牙利分割為西部的哈布斯堡領土（皇家匈牙利，Royal hungary）和約翰·扎波里亞的東部領地（東匈牙利王國，Eastern hungarian Kingdom），後者實際上是奧斯曼帝國的附庸國。

隨著1531年施馬爾卡爾登聯盟（Schmalkaldic League）的成立，費迪南德在與奧斯曼帝國的鬥爭中被迫在1532年4月召開的雷根斯堡議會（diet of Regensburg）上授予新教徒們所要求的紐倫堡宗教和平（Nuremberg Religious peace）。

在他期望得到蘇萊曼大帝對他屈辱請求的積極回應時，他並不願意給予這些和平。

然而，當蘇萊曼的軍隊逼近時，費迪南德妥協了，並於1532年7月23日，雙方在紐倫堡達成了和平協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