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低谷。從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的職業生涯經歷了起伏，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變化，也是當時複雜政治局勢下的一個縮影。

光緒元年（1875年），榮祿被兼署步軍統領，這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職務，負責京城的安全保衛工作。兩年後，即光緒三年（1877年），他正式擔任此職，顯示了他在軍事領域的重要性。然而，到了光緒四年（1878年），榮祿的官職再次躍升，被任命為左都御史、工部尚書。但是，由於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解除了工部尚書的職務，並辭去了總管內務府大臣的職位。

光緒五年（1879年），榮祿因為在普祥峪定東陵工程中的貢獻而獲得嘉獎，但就在這一年，他主動申請離職。緊接著，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被指控受賄，遭受降職處分。此次事件不僅僅是個人名譽受損的問題，更是牽扯到了當時的政治鬥爭。

榮祿的失勢，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背景。當時，清朝內部存在著“南北之爭”，即以沈桂芬為代表的南方官員與以李鴻藻為代表的北方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榮祿的處境惡化可能與此有關聯。此外，還有觀點認為，內務府內部的權力爭鬥也是導致榮祿被排擠的原因之一。

，！

直到光緒十一年（1885年），榮祿才得以擺脫之前的處分，重新獲得朝廷的信任。然而，此次復出並非立即回到中央要職，而是被外放到地方任職。光緒十七年（1891年），榮祿被任命為西安將軍，這雖然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職位，但在當時卻意味著遠離權力核心。

在西安將軍任上，榮祿結識了董福祥，這位後來成為義和團運動中重要人物的將領。

四、甲午復起

在光緒二十年的動盪歲月裡，甲午戰爭的烽火點燃了清朝的邊疆，國家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場國難之際，恭親王奕?慧眼識人，推薦榮祿復出，擔任步軍統領並會辦軍務。榮祿臨危受命，迅速設立了巡防局，親自督理五城團防，以強化京城的防禦力量。同年，他還被召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在國家的外交與內政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戰事的持續，榮祿的才能與忠誠得到了朝廷的進一步認可。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他榮升兵部尚書，這一職位無疑是對他軍事才能和領導能力的肯定。次年四月，榮祿又被授予協辦大學士的殊榮，其政治地位進一步穩固。

然而，榮祿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剛上任不久，他就遭遇了御史胡景桂彈劾袁世凱的事件。袁世凱當時在天津小站練兵，其改革軍制的舉措觸動了某些保守勢力的利益。榮祿被派往天津核實情況，他透過實地考察，深刻認識到編練新軍對於國家未來的重要性。在調查結束後，榮祿不僅為袁世凱辯護，還高度評價了他的才能與努力，使得袁世凱得以免遭不白之冤。

在光緒二十三年，榮祿又積極參與了上駟院贓案的查核工作，展現了他公正無私的一面。同年十二月，他向朝廷提出了設立武備特科和在各省設立武備學堂的建議，旨在培養更多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將領，以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此外，榮祿還主張廣練兵團，以增強國家的防守能力。

五、戊戌政變

戊戌政變是清朝末年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這一年，光緒帝試圖推行一系列旨在改革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新政措施，以期挽救日益衰落的清朝統治。然而，這些改革觸及了保守勢力的利益，最終引發了戊戌政變，導致了改革失敗。

榮祿在這場政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榮祿被任命為大學士，隨後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接替王文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