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歷

張之洞的早年經歷充滿了勤奮與機遇的交織。他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出生於貴州貴陽六洞橋旁的官舍內，是張鍈的第四個兒子。由於出生地位於孔明洞側，故而取名“之洞”，乳名“官保”。幼年的張之洞便展現出了過人的智慧與勤奮，五歲時便開始在家塾接受啟蒙教育。張之洞自幼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他的老師包括了多位知名學者，其中丁誦先與韓超對其影響尤為深遠。丁誦先是道光十八年的進士，而韓超則官至貴州巡撫，他們的言傳身教無疑為張之洞的成長提供了堅實的學術與道德支撐。

在13歲之前，張之洞就已經完成了對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系統學習，並且涉獵了廣泛的史學、文字學、文學乃至經濟學知識。此外，他還自學了諸如《孫子兵法》和《六韜》等兵學著作，這為他日後在政務和學術領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少年時期，張之洞就有夜讀靜思的習慣，經常在夜晚挑燈苦讀，直至深夜，這種刻苦的精神為他積累了豐富的學識，並且培養了處理政務時嚴謹的工作態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尚未滿十四歲的張之洞返回祖籍南皮參加縣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秀才，進入了縣學。此後不久，他又以順天府鄉試第一名的成績中舉，取得了參加會試的資格。然而，從1850年到1863年的這段時間裡，張之洞並沒有立即實現他的科舉理想。這十年間，他因各種原因暫時擱置了科舉之路。一方面，他協助父親處理軍務，應對貴州苗民起義；另一方面，他也經歷了結婚生子、父親去世守喪等家庭事務，這些都讓他無法專心備考。尤其是在23歲時，由於族兄張之萬擔任同考官，為了避免利益衝突，張之洞主動迴避了當年的會試。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張之洞終於迎來了自己的科舉高光時刻。這一年，他參加了會試和殿試，併成功奪得了進士頭銜，位列一甲第三名，即探花，隨後被授予七品銜編修，正式踏入仕途。隨後幾年，張之洞的官職逐漸提升，他擔任過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鄉試副考官等職位。特別是在擔任湖北學政期間，張之洞大力整頓學風，創立了經心書院，積極提拔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贏得了廣泛讚譽。而在四川學政任上，他與四川總督吳棠合作，在成都建立了尊經書院，邀請知名學者任教，並親自制定了教學大綱，編寫了《輶軒語》和《書目答問》等書籍，旨在指導學子們如何讀書治學，修身齊家。

二、清流首領

張之洞在晚清時期不僅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也是著名的“清流派”首領。清流派是一個以反對腐敗、倡導改革為己任的政治群體，他們主張強化中央權力，打擊地方割據勢力，同時也關注外交關係中的國家尊嚴。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因其堅定立場和積極建言而聲名鵲起，成為清流派的實際領導者。

光緒二年（1876年），張之洞擔任文淵閣校理，開始了他在清政府中樞機構的職業生涯。隨著職位的不斷晉升，他於光緒五年（1879年）補任國子監司業，並隨後轉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再升至司經局洗馬。就在同一年，清廷派遣左都御史完顏崇厚前往俄國就伊犁問題進行談判。然而，崇厚在談判過程中表現不佳，最終簽署了《里瓦幾亞條約》，該條約雖然名義上歸還了伊犁，但實際上使伊犁地區處於俄國的包圍之中，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完整。

條約的訊息傳回國內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張之洞隨即上奏《熟權俄約利害折》和《詳籌邊計折》，分析了條約的十條不可接受之處，並呼籲必須修改條約，同時加強軍事準備，暫緩簽訂，並要求追究崇厚的責任。這次上書引起了皇室的高度關注，張之洞因此獲得了慈安、慈禧太后的接見，並被特許隨時前往總理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