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鼎臣等，均不敢與其相抗。

然而，夏言的權勢之路並非毫無波折。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火災事件，雖未對其地位造成根本性影響，卻反映出夏言在處理突發事件時的不足，受到了世宗的責備。同年，隨著李時的去世，夏言順利接任內閣首輔，權力進一步集中。次年，因進獻祭祀皇天上帝的冊表，夏言的榮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封為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創造了明代臣子前所未有的榮耀。

五、三逐三還

夏言的仕途在嘉靖年間經歷了三次被罷免與復職的戲劇性波動，這不僅展示了他與世宗皇帝關係的微妙變化，也反映了明代中後期政治鬥爭的複雜性。

第一次被逐發生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與嚴嵩隨世宗南巡，因在是否上表祝賀顯陵拜謁一事上意見不合，世宗逐漸對夏言有所不滿。隨後，夏言因遲到及未使用御賜銀章上奏而觸怒世宗，被剝奪少師勳位並致仕。不過，世宗怒氣稍解後，很快允許夏言復職。

第二次被逐在同年的六月，因雷電破壞奉天殿事件，夏言再次遲到，遭到譴責。儘管不久後世宗歸還了收回的銀章和墨寶，但夏言的命運並未因此穩定，他在處理九廟火災和昭聖太后喪事時的疏忽，再次觸怒世宗，被迫二次致仕。夏言以邊境防務策論及青詞重獲世宗原諒，得以回私宅養病。

第三次被逐發生在嘉靖二十年代，這一次，夏言與權臣郭勳的矛盾成為導火索。郭勳被彈劾後，夏言的態度反覆，加之與宦官高忠的牽連，以及在禮制和日常行為上的爭議，最終導致世宗徹底失去了對他的信任。嚴嵩趁機進讒，利用夏言與自己的矛盾，透過一系列精心策劃的中傷，促使世宗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下旨罷免夏言。

夏言被罷後，生活陷入低谷，但他並未放棄希望，透過節日上表祝壽等方式試圖挽回皇帝的好感。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世宗對嚴嵩的不滿給了夏言復出的機會。夏言迴歸後，立即展現出了強勢的一面，急於清除嚴嵩的影響，但他的專斷與排除異己的做法，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滿與恐懼。

六、慘遭冤害

嘉靖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546-1548年）間，夏言的命運因河套戰役的爭議而發生了決定性的逆轉。這不僅是他個人政治生涯的終點，也深刻對映了明代晚期政治鬥爭的殘酷與複雜。

陝西總督曾銑提出收復河套地區，夏言基於其一貫的激進與愛國情懷，加之與曾銑的私交，對此事表示了強烈的支援。他相信曾銑的忠誠與能力，認為這是重振國威、拓展疆域的良機。然而，這一主張並未得到世宗皇帝的完全認同，世宗對夏言的動機產生了懷疑，擔心其因私人情感而偏離國家利益。儘管初期世宗對復套計劃持保留態度，但在曾銑取得初步勝利和群臣的普遍支援下，世宗的態度一度有所鬆動，甚至表現出積極鼓勵的姿態。

轉折點出現在嘉靖二十七年初，當兵部無法就復套計劃的細節，特別是後勤保障和勝算分析給出滿意答覆時，世宗的疑慮與不滿再次浮現。此時，夏言的政敵嚴嵩看到了扳倒對手的絕佳時機。嚴嵩透過親近皇帝的宦官，不斷貶低夏言，同時利用其擅長的青詞寫作進一步贏得世宗歡心。在夏言與曾銑的復套策略面臨質疑之際，嚴嵩適時地表達了對復套的反對，同時巧妙地將自己置於道德高地，聲稱夏言獨攬大權，自己則無辜受累，這一策略極大地影響了世宗的判斷。

面對嚴嵩的攻擊和世宗的怒火，夏言雖盡力辯解，甚至指出了嚴嵩的諸多不實之處，但世宗已深陷於嚴嵩編織的輿論網中，難以辨明是非。夏言最終被罷免，失去了所有官職，這還不足以平息世宗的怒氣，加之仇鸞的誣告和曾銑的牽連，夏言的命運被徹底鎖定。在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指控和不公正的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