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擠高拱。

張居正表面上是高拱的盟友，實際上卻在策劃高拱的下臺。張居正利用萬曆皇帝對高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言論的誤解，加劇了皇帝對高拱專權的疑慮，最終在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被免職，張居正接替他成為內閣首輔。高拱的離去對朝堂造成了巨大沖擊，高儀隨後也因憂憤而亡，留下張居正一人獨攬大權。

這次政治動盪對萬曆皇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他意識到了皇權的重要性。年輕的萬曆皇帝並未因此消沉，反而堅定了自己掌握朝政的決心，他秉持“用人唯我”的原則，牢牢控制著朝廷的人事任免，展現出“少年天子”的魄力。在張居正的輔佐下，萬曆皇帝在位前十年勵精圖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考成法的實施、一條鞭法的推廣，以及加強邊防等，使得明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活力，開創了所謂的“萬曆中興”。

四、太嶽輔政

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後，朱翊鈞將朝廷大權幾乎全數託付給了他，同時將內廷事務交由馮保處理，形成了“外有張居正，內有馮保”的格局。朱翊鈞對張居正的尊重與信任，表現在日常言辭中，他總是以“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相稱，這種尊稱在古代中國極為罕見，顯示出他對張居正的極高評價。1572年六月，即張居正就任不久，朱翊鈞便在平臺單獨召見張居正，這在明穆宗在位期間從未發生過，此舉極大地提升了張居正的政治地位，同時也向朝臣們展示了朱翊鈞決心治理國家的態度。

在朱翊鈞的支援下，張居正展開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推行了“考成法”。這是一種旨在整頓官僚系統，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要求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實行層層監督，確保責任到人。張居正透過考成法，有效地減少了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使政府運作更加高效，增強了皇權的權威。朱翊鈞雖然年幼，對祖制並不十分了解，但對張居正的信任讓他在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經濟領域，張居正推動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清丈，二是“一條鞭法”的推廣。1578年，福建行省率先開始土地清丈的試點，兩年後，這一工作在福建宣告完成。隨後，朱翊鈞與張居正決定將清丈推廣至全國，戶部為此制定了詳細的實施規定，到1582年底，全國的土地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地一百四十餘萬頃。同時，“一條鞭法”作為一種簡化賦稅徵收方式的改革，也在1581年全面推廣，極大地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標誌著張居正改革的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十年，朱翊鈞與張居正的合作，使明朝政治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明顯改善，為明朝中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然而，1582年張居正病逝，朱翊鈞開始親政，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親政後，朱翊鈞主持了“萬曆三大徵”，即寧夏之役、朝鮮之役和播州之役，這些軍事行動雖然鞏固了邊疆安全，但耗資巨大。不過，據記載，這些軍費是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即便在三大徵結束後，國庫仍有剩餘，顯示出改革時期的經濟成果為國家提供了堅實的財政基礎。

五、怠政黨爭

萬曆十四年（1586年）開始，朱翊鈞的生活方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沉迷於酒色，健康狀況隨之每況愈下。這種變化反映在他執政的中後期，幾乎完全停止了上朝，處理政事轉而依賴於諭旨，而非傳統的召對形式。特別是“萬曆三大徵”之後，朱翊鈞對於日常政務的興趣明顯減弱，甚至被禮部主事盧洪春指責日夜沉溺於飲酒作樂。

這一時期，明朝的官僚體系陷入了嚴重的黨爭之中，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眾多派系相互傾軋，爭鬥不斷。而國本之爭，即圍繞立皇太子的爭議，更是激化了宮廷與朝臣間的矛盾。朱翊鈞偏愛鄭貴妃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