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他認為，黃河河道的破壞程度不能僅用區域性治理的方法來應對，而應當有一個全域性觀念，從整體上採取措施，將河道與運道合併起來共同治理。他強調治理黃河的重要性實際上關係到數省的安危，不能像過去那樣只關注漕運的問題，而放任黃河任意沖刷。他的目標是確保“已淹之田可耕，見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額課可復”。

在治法上，靳輔並沒有全盤否定前人的經驗，而是結合實際情況採取靈活的措施。“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因勢利導，隨時制宜。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主要採用了明代治河專家潘季馴的“束水攻沙”方法，而在“寓浚於築”等方法上則進行了創新。

靳輔的總方針之下，他將具體的措施分為八個問題，每題一疏，因此就有了“八疏”。這些奏疏不僅體現了他對治河工作的全面考慮，也為後來的治河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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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見成效

靳輔在獲得康熙帝對其治河設想的基本認可後，便立即著手開展治河工程。靳輔對康熙帝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他不怕艱難險阻，決心要做出一番成就。他深知清口是黃河與淮河交匯的關鍵地帶，而云梯關則是淮河、黃河入海的必經之路。因此，靳輔的治河工程首先集中在開挖清口的爛泥淺引河四道，疏浚清江浦至雲梯關的河道，並且建立了一萬八千餘丈的束水堤，以及堵塞王家岡、武家墩等地的大決口十六處。

靳輔的治河理論是“欲使下流得治，必治好上流”，基於這一理論，他提出了在上游建設減水壩的方案。每一座減水壩都有七個洞，每個洞寬一丈八尺，總共可以提供十二丈六尺的洩水空間。在汛期，這些減水壩可以有效地分洩洪水。從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開始，靳輔組織人力對這段運河進行了挖掘和疏浚，一年之內工程即告完成。他還成功地堵住了清水潭、大潭灣的六個決口以及翟家壩至武家墩一帶的決口，並對清口進行了深度疏浚。

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為了築造江都漕堤和堵塞清水潭的決口，靳輔親臨現場進行勘查。清水潭靠近高郵湖，他決定在距離決口五六十丈的地方築起偃月形的堤壩。這項工程最終建成了一條長六百五十丈的西堤，並挖掘了一條長八百四十丈的繞西越河。原計劃這項工程預計耗資五十七萬兩白銀，但靳輔僅僅花費了九萬兩就完成了任務，並在次年竣工。這一成就得到了康熙帝的高度讚揚，靳輔請求將新挖掘的河流命名為“永安河”，新築的堤壩命名為“永安堤”。

改變運口是靳輔治河中的另一個重點。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一月至四月期間，靳輔從新莊閘西南開鑿新河直達太平壩，並從文華寺永濟河頭開鑿新河經過七里閘，轉向西南，同樣到達太平壩，最終將運口移到了爛泥淺之上。這個新的運口距離黃河與淮河交匯處僅有十里之遙，從而徹底解決了淤澱的問題。即便是過載船隻過淮，也能順利通行，如同行駛在平坦的水面。

從康熙十七年（1678年）開始，靳輔陸續報告說湖河的決口已經全部閉合，治河工程逐漸取得進展。與此同時，他還對治河工作本身進行了多項改革，例如裁減冗員，加強下屬的責任感，實行嚴格的獎懲制度，將河夫改為兵役，劃定區域分守，定期進行考核等。

然而，在治河過程中，雖然不斷取得進展，但水患問題依然時有發生，這引發了一些爭議。康熙帝曾在一次談話中詢問大學士們：“修治決口，耗費如此多的錢糧，不久又發生決口，此事如何處理？”被問的大學士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表示靳輔提出的期限尚未到期，應當允許他繼續督修。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五月，規定的期限已到，但問題仍未徹底解決，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