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的責備已經很多，並指出張廷玉家族在縉紳望族中的勢力過大，特別是張、姚兩姓在官場中佔據了半壁江山，相互通婚，互相包庇，影響了官場的公正性。因此，劉統勳建議乾隆帝在未來三年內不要提拔重用張廷玉。

接著，劉統勳又批評了尚書訥親。他認為訥親在吏部和戶部任職期間，常常獨斷專行，部中討論大事時，訥親的意見往往成為唯一的聲音，缺乏集思廣益的精神。劉統勳請求乾隆帝對訥親進行批評，促使他反省並改正錯誤。

這兩個奏章的提出，顯示了劉統勳不畏強權、敢於直言的勇氣。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敢於直接指出權臣的問題是非常罕見且具有風險的舉動。然而，劉統勳並沒有退縮，他堅信只有透過這種大膽的諫議，才能促使朝政更加清明。

乾隆帝對劉統勳的奏章給予了高度關注，並作出了回應。乾隆表示，如果張廷玉和訥親真的擅作威福，那麼劉統勳也不會輕易彈劾他們。乾隆強調，作為大臣，本來就需要承擔重大的責任，不能避免他人的指責。他還指出，當聽到他人指出自己缺點時，應該感到高興，因為這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道。如果心存不滿或怨恨，那就是缺乏大臣應有的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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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乾隆帝決定將張廷玉和尚書訥親革職，並將劉統勳的奏疏公佈於眾，以此來警示群臣。劉統勳的直言敢諫不僅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和支援，還使他在朝堂內外贏得了廣泛的尊重。

四、治水能臣

乾隆十一年（1746年），劉統勳被任命為漕運總督，正式開啟了他作為治水能臣的職業生涯。漕運總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職位，負責確保南北物資運輸暢通無阻，尤其是糧食的運輸，對於保障京師及沿途地區的糧食供應至關重要。劉統勳在這個職位上的表現，為他後續在治水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基礎。

乾隆十三年（1748年），劉統勳與大學士高斌一同巡查山東的賑災情況，並勘察了當地的河道。當時，運河水位迅速上漲，劉統勳敏銳地意識到，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可能會引發嚴重的水患。於是，他上書請求透過浚聊城引河來分流運河之水，將其引入大海。同時，他還下令將德州哨馬營和東平戴村兩處堤壩的高度降低，並在秋季後將沂州江楓口兩處堤壩的高度提升，從而有效地控制了河水流量，防止了潰壩和水災的發生。

由於在治水方面的出色表現，劉統勳很快便獲得了升遷。他先是升任工部尚書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隨後又調任刑部尚書。這不僅反映了乾隆帝對劉統勳能力的信任，也證明了劉統勳在治水方面的專業性和實際成效。

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南邵伯湖的減水二閘和高郵車邏壩發生決口事故。劉統勳與尚書策楞一同前往現場視察，發現河道官員存在賬目虧空和延誤治河的情況。劉統勳據實上奏，河道總督高斌和協辦河務巡撫張師載因此被撤職，貪汙錢款的官吏也受到了嚴懲。同年九月，銅山小店汛河決口，劉統勳再次查辦了一批貪汙瀆職的官吏，並親自駐守銅山監督堵河工程，直至年底工程完成。

乾隆十九年（1754年），劉統勳升任太子太傅兼陝甘總督，並得到了賞賜孔雀花翎。在此期間，他還被委派巡視巴里坤和哈密駐軍，負責籌辦軍營、官兵及馬駝糧餉。當面臨回部首領睦爾撒納出兵擾亂新疆伊犁的局面時，劉統勳直言上奏，請求放棄巴里坤而退守哈密，以避敵鋒。雖然這一建議未能得到皇帝的完全認可，導致他和定西將軍永常被革職押解回京，但事後證明劉統勳的忠誠值得嘉許，乾隆帝從寬免罪，重新任命他為刑部尚書。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劉統勳再次臨危受命，代替無能的河務總督富勒赫，負責監督修築堤壩事宜，並最終在冬季完成了工程。到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