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之來旺幾死而未死，蕙蓮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蓮為之也。作者特特於瓶兒進門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兒也。而瓶兒不悟，且親密之，宜乎其禍不旋踵，後車終覆也。此深著金蓮之惡。吾故曰，其小試行道之端，蓋作者為不知遠害者寫一樣子。若只隨手看去，便說西門慶又刮上一家人媳婦子矣。”（《讀法》二十）蕙蓮在《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即自縊身亡，蕙蓮自殺是一種消極的反抗，也包含對自我失誤的懺悔。蕙蓮的悲劇，揭示了人性弱點在情慾膨脹的境遇中怎樣導致一個人的毀滅。蕙蓮形象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及其獨特社會意義。張竹坡則從人物形象關係角度，認識其藝術功能在於穿插、陪襯，在於預示，在於表現生活的複雜。在作者的設定中，蕙蓮是瓶兒的前車之鑑，是為揭示潘金蓮嫉妒、西門慶縱慾而設定。所以，張竹坡在第二十六回評語中再次指出：“有寫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蓮等是也。本意只謂要寫金蓮之惡，要寫金蓮之妒瓶兒，卻恐筆勢迫促，便間架不寬廣，文法不盡致，不能成此一部大書，故於此先寫一宋蕙蓮，為金蓮預彰其惡，小試其道，以為瓶兒前車也。然而，蕙蓮不死，不足以見金蓮也。”張竹坡以金蓮形象為中心，處處從全書架構、人物形象整體結構出發來分析人物之間關係、人物形象在全域性中的作用。這可以說是張竹坡《金瓶梅》人物形象論中的一大特點。張竹坡認為《金瓶梅》隱筆寫月娘（見《讀法》二十五）、特用意寫春梅（見（讀法》十七）、王六兒是借色求財等分析，均極有參考價值。第四，錯亂年表，故為參差。中國古代小說與歷史傳記有血緣聯絡，史傳崇實觀影響了文人的小說觀，往往把小說當史傳對待，認識不清小說的文學特性。金聖嘆衝破了史傳崇實觀的束縛，把小說與歷史的區別分為“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之不同。張竹坡對小說的文學特性有了更深的認識，他認為寫《金瓶梅》比寫《史記》難；他指出要把《金瓶梅》作為文學來讀，不要當做事實來看。他更進一步認識到《金瓶梅》在時間安排上的虛擬性、參差性，是文學虛構藝術世界中的年表，而不能按現實生活，像史傳作品那樣死板。他在《讀法》三十七論述道：《史記》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時日也。開口雲西門慶二十七歲，吳神仙相面則二十九，至臨死則三十三歲。而官哥則生於政和四年丙申，卒於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門慶二十九歲生子，則丙申年；至三十三歲，該雲庚子，而西門慶乃卒於“戊戌”。夫李瓶兒亦該雲卒於政和五年，乃雲“七年”。

此皆作者故為參差之處。何則？此書獨與他小說不同。看其三四年間，卻是一日一時推著數去，無論春秋冷熱，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來請酒，某日某日請某人，某日是某節令，齊齊整整挨去。若再將三五年間甲子次序，排得一絲不亂，是真個與西門計帳簿，有如世之無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錯亂其年譜，大約三五年間，其繁華如此。則內雲某日某節，皆歷歷生動，不是死板一串鈴，可以排頭數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捱著一日日過去也。按時間先後敘述是線性時間。小說要給讀者以立體感，作者必須錯亂其年譜，採用夾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