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為以後長篇小說創作塑造出更新更復雜的典型性格提供了理論條件。滿族文人和素，繼承了謝肇淛、馮夢龍、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論，在滿文譯本《金瓶梅序》中評述《金瓶梅》寫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賈、妓女、優人、和尚、道士、尼姑、命相士等，每回寫的都是醜惡之事，沒有一件“於修身齊家有益社稷之事”。但包羅永珍，敘述詳盡，栩栩如生，為四大奇書中的佼佼者。他抓住了此書寫世俗社會中普通人物、寫醜惡生活這一顯著特點。透過滿文字序，把明末以來逐漸形成的對《金瓶梅》基本評價傳播到滿族文人、臣僚以至宮廷中去，進一步確定了第一奇書的地位，促進了《金瓶梅》的流傳和漢滿文化交融，在小說批評史上做出了特殊貢獻。

作者的患難窮愁作者問題，三四百年來，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個焦點。

問題與成書是二而一的問題。徐朔方先生列舉內證，確定《金瓶梅》成書年代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開先《寶劍記》脫稿）至1573年（萬曆元年）之間。寫定者的籍貫在今山東省中部及蘇北北部，其家鄉距離清河、臨清不很遠，並應是李開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評論者是怎樣看這個問題呢？這時期，與研究作者有關的文獻，有屠本畯寫的《觴政》跋語、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謝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遊居柿錄》、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宋起鳳《稗說》、張竹坡《第一奇書》評語、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種。這七八種重要文獻，以屠本畯、欣欣子、謝肇淛三家為早。屠、謝的兩則約在1607年與1616年。三家有兩家提到作者年代為嘉靖（屠、謝。謝雲“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衛），有兩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兩家提到王世貞：屠雲“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謝雲“唯弇洲家藏者最為完好。”都說得非常肯定確實。據此看，世貞與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關係。這一看法大約是可以成立的。根據徐朔方先生確定的成書年代，作者應生活在嘉靖、隆慶年間，與王世貞同時。世貞卒於1590年，到屠、謝記載王世貞家藏抄本時，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約六十歲，謝肇淛四十歲，他們應該是非常熟悉王世貞的文學活動的。他們記載了作者的遭際與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許有意避諱而不指明。他們熟悉書中描寫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緒。他們是作者的同時期文人，與作者約為兩代人輩份。所以，在考證作者情況時，屠、謝兩則材料極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與王世貞、與作者則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雲作者是“紹興老儒”，說明是“舊時”；沈雲“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說明是“傳聞”。這後兩位的記載，相對來說，不如屠、謝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問題的探討有三說：一、宋起鳳《稗說》卷三提出王世貞“中年筆”之說，論述肯定而詳贍。他說：“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即有知之，又惑於傳聞，謂其門客所為書，門客詎能才力若是耶？”宋起鳳在金陵與薛岡相交。薛岡《天爵堂筆餘》記載薛岡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前後，從文吉士那裡見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約天啟間，包巖叟贈寄薛岡一部刻本《金瓶梅》。宋起鳳與薛岡可能共同研究過作者問題，他在《稗說》中提出的《金瓶梅》為王世貞中年筆之說，值得重視。宋起鳳《稗說》自序在康熙十二年（1673），比謝頤《第一奇書序》早二十多年。二、張竹坡較重視對作者閱歷的研究，不主張去猜測作者的真姓名。他認為作者經歷了患難窮愁，入世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張竹坡《第一奇書》評語有四五處提到與作者有關的問題：1。《竹坡閒話》、《寓意說》、《苦孝說》諸篇評論貫串了孝子作書的觀點，但又未指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