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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移民到馬湖時還想戰天鬥地，結束“渴死寡婦”的日子，他們集資打井，宣稱要解決吃水問題，但一口井打了一百多米深也沒能見到水的影子……

打井的移民絕望地扔下工具仰天長嘆，一種被欺騙被愚弄的感覺從此在王福義的心中再也無法消褪。他分明感到：到馬湖的移民都像一顆顆種子落在石板上，永遠也無法落地生根。

也就是從遷移到馬湖那天起，一個念頭頑固地佔據了王福義的思想：“當初，是我的現身說事欺騙了移民，今後，我一定要把他們帶回庫區”……

從1961年開始，王福義開始了“拉吊樁”的生產生活方式，一年9個月都在庫區耕種生活，有3個月在安置區。後來，很多時候都是忙時種地，閒時上訪告狀，要求返庫——他從來沒有一刻忘記過他的家園。可是，突然有一天，王福義看見一支支揹負標杆測尺的勘測隊踏荒而來，在庫區裡又是豎界碑打地樁，又是架電線，修道路，接著，他們燒磚運瓦，大興土木，安營紮寨後把拖拉機開到地裡播種了。

同所有移民一樣，“有文化有見識”的王福義也不知道幾百公里外的三門峽電站大壩究竟出了什麼事，庫區的土地為什麼又不淹了，他們只是本能地對那些新湧入的土地佔有者感到震驚惱怒，接著，一種本能的思維方式使他“恍然大悟”：政府說修三門峽電站把我們遷走，原來是為了讓城裡人和部隊在這裡辦農場！

王福義懷著悲憤之情給“上邊”寫了好幾封信，但那些滿載移民希望的信都泥牛入海。一氣之下，王福義帶人去了北京。當他把庫區的情況給並不知情的國家有關部門反映後，工作人員不相信，“不可能，庫區怎會讓人辦農場呢？”王福義不服氣，“既然不允許長期居住，那他們為什麼在庫區架高壓線修房子？是不是不攔水了？”不知怎麼回答的工作人員打起了官腔：現在不攔水，也許五十年一百年後有特大洪水，國家一聲令下，馬上就會關水的。

王福義認死理：既然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後才攔水，就該讓我們重返家園！

沒人允許。王福義自己行動了。他帶著移民到庫區同幹部們“打游擊”，他鼓動受苦捱餓的移民跟著他在庫區搶地、搶糧。他不覺得去搶那些“國家幹部”與“子弟兵”的糧食和土地有什麼不好，“地原本就是我們移民的，他們是拿著工資吃著皇糧的國家幹部憑什麼搶佔我們的土地？”王福義對部隊佔地也頗多“微詞”：那些當兵的，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人民管你吃管你穿，你們怎麼也同我們搶地？多少年的軍民魚水情了，如今，你們這些“魚”竟然來破“塘”“放水”，我們這些“水”無法存在了，你那些“魚”還能活嗎？

王福義的話雖理直氣壯，但當地幹部說他詭辯，他和他帶領的移民在庫區搶地搶糧時老被人追得雞飛狗跳。他覺得不能只是這樣小打小鬧，應把大家聯合起來，人多力量大，有了力量才能“鬧”回庫區去。

他開始四處聯絡1964年鬧返庫時的舊部。蒲城縣的移民代表幾乎是一呼百應——二十多年來，當初從華陰、大荔兩縣（含原朝邑縣）遷到蒲城縣的68158個移民全都集中生活在該縣最貧窮、生存條件最惡劣的北部山邊的溝壑區、南部的滷泊灘區、中部旱原的氟水區。直到七十年代末，這些地方的日工分值還不到1毛錢，人均口糧不足百斤。實行土地承包制後，當地老社員把較好的土地都留給了自己，分給移民新社員的全都是最貧瘠、最邊遠的土地。

1979年春天，王福義曾帶本縣基本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