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政之後（嘉慶元年正月，1795），發生了他一生中最不稱心之事，其程度遠遠超過乾隆十三年，這就是川楚陝白蓮教起事（所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許正是因此讓他早年無意間決定了“至乾隆六十年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而在幾乎同時，在歐洲爆發了法國大革命（1789），和一系列改變世界歷史程序的大事。

我們也可以說，中外歷史已漸次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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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enmann）：《安德列斯·雷在四川西部的第一次金川戰爭1747—1749》，《中西文化關係雜誌》，第19期，1997，第8、10、13頁。

＇2＇　據二月河說；金川不但是有名的黃金產地，山裡還盛產藥材如藏紅花、鹿茸、麝香、三七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區的物資交換（參見《乾隆大帝》之2《夕照空山》，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頁73、76）。

＇3＇　吳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　郭成康：《清通鑑》卷一二八。

＇5＇　參見高王凌：“另類的金川”。

＇6＇　【法】容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耿昇譯，中華書局，1995，頁760。《實錄》中對此事亦有記載：“欽天監監副劉松齡年老乞休。得旨，劉松齡不必乞休，聽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艱，即不隨班亦從其便。”《清高宗實錄》，卷944。皇帝的“關懷”對劉松齡來說，也許恰是一種壓力與無奈。

＇7＇　如戴逸曾提出，如果沒有禮儀之爭，或爭執雙方彼此讓步，耶穌會傳教士繼續在中國活動，中西文化的交流擴大和加深，那麼，中國人的思想和信仰方式是否會有所改變？是否將有利於中國的進步？《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遼海出版社，1999，頁11；黃愛平：如果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和統治者上層能夠把握明末清初以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機遇，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中國的歷史或許有可能改寫，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發展進步、走向世界的機遇，《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思想文化卷》，頁372。

＇8＇　美國學者埃爾曼的設想，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演講，北京，1995年。

＇9＇　參見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243。

＇10＇　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262～263。

＇11＇　參見保羅·肯尼迪（Baul　Kennedy）《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北京，1988。

＇12＇　《世界史》，頁763。

＇13＇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頁201。

＇14＇　密迪樂（Meadows）曾在1856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如果中國政體中的幾個問題能得到修正，“我堅信，作為一種令全民幸福的政府體制，中國以其獨具的某些優點，即便沒有陪審團或議會，也能證明它足以與英格蘭和法蘭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優於奧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國家的制度”，羅伯茨（J·A·G·Roberts）編著《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中華書局，2006，頁20。

＇15＇　錢穆：“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遊記》”，《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頁331、325。

＇16＇　亞歷山大·伍德賽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說：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於一。乾隆皇帝正是這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