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百姓合作總是不好，任何認真的社會學家都會心中有愧。中國社會學家得到的研究結果和上面想要見到的總是那麼吻合——這也許純屬偶合，但官樣文章讀起來實在乏味。在調查個人敏感問題時，官方社會學會遇到困難，在這些困難面前，社會學又有所發展，必須有新的名稱來表示這種發展。比方說，美國性社會學家採用的那種苦苦逼問的方法，可以叫做拷問社會學。再比方說，我們討論過的那種把人打暈，給他裝竊聽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偵社會學。這樣發展下去，社會學就會帶上納粹的氣味，它的調查方法，帶有希姆萊的味道；它的研究結果，帶有戈培爾的味道。我以為這些味道並不好。相比之下，李銀河所用的方法雖然土些，倒沒有這些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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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發表於1997年第12期《方法》雜誌。發表時題目為“談談方法問題”。

我為什麼要寫作（1）

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麼要去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什麼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裡。”我喜歡這個答案，因為裡面包含著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說是山在那裡使他心裡癢癢。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這位登山家乾的事，沒來由地往懸崖上爬。它會導致肌肉疼痛，還要冒摔出腦子的危險，所以一般人儘量避免爬山。用熱力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個減熵現象，極為少見。這是因為人總是趨利避害，熱力學上把自發現象叫做熵增現象，所以趨害避利肯定減熵。

現在把登山和寫作相提並論，勢必要招致反對。這是因為最近十年來中國有過小說熱、詩歌熱、文化熱，無論哪一種熱都會導致大量的人投身寫作，別人常把我看成此類人士中的一個，並且告誡我說，現在都是什麼年月了，你還寫小說？（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經商熱，我該下海去經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前三種熱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唸書，絲毫沒有受到感染。我們家的家訓是不準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因為這些緣故，立志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幹這件事，除了它是個減熵過程這一點。

有關我立志寫作是個減熵過程，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寫作是個籠統的字眼，還要看寫什麼東西。寫暢銷小說、愛情小詩等等熱門東西，應該列入熵增過程之列。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些。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做如此理解。據我所知，這世界上有名的嚴肅作家，大多是湊合過日子，沒名的大概連湊合也算不上。這樣說明了以後，大家都能明白我確實在一個減熵過程中。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裡，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臨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聖嘆砍腦殼等等例項。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

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麼發生的：七八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