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及後奉旨枷責，只餘六人。原安寧放米出洋，暗受其賄，樂米貴，商船始來。佈政辰垣奏之，斥回京。是其背景原因甚為複雜。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這個不祥的年頭裡，還發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蘇州一案是所謂“大不稱心”幾件事中，沒有提到的一件。之後復因各省屢有聚眾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審、朝審，皇上還一改從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決，即行處死。

一時大獄疊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氣氛。據說，昔日時的寬仁皇帝，一下子變成了鐵腕皇帝，整個朝廷為之震驚。這一切似乎都是由於喪妻後產生的一種變態心理。皇上在處決他的大臣時，不再垂淚頒諭，心中慼慼，而是怒氣衝衝，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變而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1＇

劉松齡的書信中並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說假如在江蘇、浙江發生了什麼起義的話，是否也有所指，我們就很難斷言了。不過，對於“金川之役”，他卻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處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處於四川西北部，地勢極為險惡，氣候惡劣異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對之役”中，清廷用兵二萬，耗帑百餘萬，結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則耗費了軍費近二千萬兩（當時一年歲入惟二千七百餘萬），呼叫十萬官兵（加伕役幾近二十萬人），死傷數萬，陣亡總兵、副將、參將等將領數十人（對方只有人口一萬，戰士數千）。為了這場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慘敗，處死了經略大臣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大學士慶復等。＇2＇戰爭最終以一個虛假的“勝利”結束（它成於另一個親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恆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國面前丟盡的顏面。＇3＇

這在乾隆朝十幾年時間裡還是沒有過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諭：朕實為大不稱心。如果說表達了對皇后喪儀風波的一絲自責之意，對這兩次戰爭就更明顯了。針對瞻對之役，上諭：

既已失之於前，不可文飾於後。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辭未曾妥酌而率爾興戎之咎。＇4＇

對於金川之役，更屢次諭及：

朕心深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辦理至此，豈非前諭所謂命運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總系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此事錯誤，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猶為未晚。若更日引月長，無所底止，何以善其後？部庫帑藏，內地民力，皆所當惜。＇6＇

而更重要的則無過於對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糧政努力的自責。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倉儲和擴大了賑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災中——那幾年災害頗多，＇7＇特別是乾隆六到八年——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帶來很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如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積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覺察，但遲遲難以下定決心罷了。

在乾隆八年兩江賑災時，皇上就有過一番檢討。＇8＇但認為那不過是一個短期現象，因此只採取了一些權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歐堪善重提這一問題。＇9＇十二月戊辰，終因“邇年以來，（米價）日見騰貴”，發動了一場對糧政和糧食問題的大討論。時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殤，尚有半個月時間。上諭：

朕思米穀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邇年以來，日見騰貴，……夫商販流通，貴則徵賤，間或暫時翔踴，何至連歲遞增，有長無落？

若謂囤戶居奇，此實弊藪，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壟斷累民？……

若謂戶口繁滋，則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