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清澈無比的透明。直子時常目不轉睛地注視我的眼睛，那並無什麼緣由，而又似乎有所尋覓。每當這時，我便產生無可名狀的寂寞、悽苦的心緒。

我開始思索，或許她想向我傾訴什麼，卻又無法準確地訴諸語言。不，是她無法在訴諸語言之前在心裡把握它，惟其如此才無法訴諸語言。她不時地摸一下發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視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話，有時我真想將她緊緊地一把摟在懷裡，但又總是悵惘作罷。我生怕萬一因此而傷害直子。這樣，我們繼續在東京街頭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繼續〃苦吟〃不休。

宿舍樓的同伴，每當直子打來電話，或我在週日早上出門時，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說理所當然也屬理所當然，大家都確信我有個戀人。這既無法解釋，又無須解釋，我便聽之任之。晚間回來時，總會有人出言不雅，什麼用什麼體位搞的啦，她的那裡什麼樣啦，內褲是什麼顏色啦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兩句。

這麼著，我從18歲進人了19歲。太陽出來落去，國旗升起降下。每當週日來臨，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戀人幽會。若問自己現在所做何事，將來意欲何為，我都如墜霧中。大學課堂上，讀克洛岱爾，讀拉辛，讀愛森斯坦，但這些書幾乎對我沒有任何觸動。班裡邊，我沒結交一個朋友，宿舍裡的交往也是不鹹不淡的。宿舍那夥人見我總是一個人看書，便認定我想當作家。其實我並不特別想當作家，什麼都不想當。

我幾次想把這種心情告訴直子，我隱約覺得她倒可能某種程度地正確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來表達的詞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傳染了我不成。

一到週末晚間，我就坐在有電話的大廳椅子上，等待直子打來電話。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遊玩，因此大廳裡比平日要多少寂靜一些。我一邊注視沉默的空間裡閃閃浮動的光粒子，一邊力圖確定心的座標。我到底在追求什麼呢？別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麼呢？結果找不到像樣的答案。我時而向空間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麼也觸及不到。

我是經常看書，但並不是博覽群書那種型別的讀書家，而喜歡反覆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書。當時我喜歡的作家有：杜魯門·卡波特、阿珀達依庫、菲茨傑拉德、萊蒙特·錢勒德。無論班裡還是宿舍院內，我沒發現一個人喜歡這類小說。他們讀的大多是高橋和已、大江健三郎和三島由紀夫，或者法國當代作家。這樣，說話當然說不到一起，我只能一個人默默閱讀。而且讀了好幾遍，時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書的香氣吸人肺腑。我只消嗅一下書香，撫摸一下書頁，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對18歲那年的我來說，最欣賞的書是阿珀達依庫的《半人馬星座》。但在反覆閱讀的時間裡，它逐漸失去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無上的地位讓給了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而且《了不起的蓋茨比》對我始終是絕好的作品。興之所至，我便習慣性地從書架中抽出《了不起的蓋茨比》，信手翻開一頁，讀上一段，一次都沒讓我失望過，沒有一頁使人興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傑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處告訴別人。但環視四周，竟無一個人讀過《了不起的蓋茨比》，甚至連想讀的人都沒有！在1968年，閱讀菲茨傑拉德的作品，雖然算不得反動之舉，也終非值得提倡的行為。

那時候，我身邊僅僅有一個人讀過《了不起的蓋茨比》，我同他親熱起來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姓永澤，是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比我高兩年級。我們同住一棟宿舍樓，充其量不過是點頭之交。一天，當我坐在食堂朝陽的地方一邊曬太陽一邊看《了不起的蓋茨比》時，他挨我身邊坐下，問我讀什麼。我說讀《了不起的蓋茨比》。〃有趣嗎？〃他問。我答已經通讀三遍了，越是讀的次數多，越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