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餘子自居而以正卿兼掌旄東之族”（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宣公二年條）。是則趙盾又由嫡子降為庶子，由大宗降為小宗。

趙氏內部嫡庶關係的變化，似乎並未影響趙盾、趙朔父子在政治上的地位。《趙世家》稱趙盾在晉成公時仍然“任國政”，“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晉景公時，趙朔任職仍高於其叔父趙括。晉景公三年（前597）晉楚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左傳》魯宣公十二年、《史記》卷三九《晉世家》、《史記》卷四三《趙世家》），此條記載便是明證。晉景公十二年（前585）趙括才列為卿（《左傳》魯成公二年、《史記》卷三九《晉世家》），這時趙朔可能已死，趙括作為宗主和卿大夫，在趙族內部終於確定了族權和政權方面的優勢。正是由於宗族內部嫡庶關係和政治地位的改變，趙朔死後，年幼的趙武已無緣繼承祖父曾經獲得過的權力優勢，所以他只能列入“庶子”之類，故稱“趙庶子趙武”。後來，大概是因為屬於“庶子”，又由於同晉景公的親緣關係，他才躲過這場族誅之難，還由於韓厥的幫助，重新繼承趙宗，趙氏勢力才又興旺發達起來。

除上述分析之外，細讀《趙世家》，還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即對趙簡子以前趙氏先祖中衍至簡子之父趙景叔，出現的名字起碼涉及有二十多代，但這段先祖史所記的總字數只有兩千多，而趙氏族誅一事則佔了一半的篇幅。趙朔之前和之後，敘述都非常簡單，而唯獨這個事件的故事性極強，整個事件的過程、人物的對話詳細而生動，這也不能不使人懷疑它的真實性。當然，如此生動的描述離不開司馬遷的如椽妙筆，但這決不是司馬遷的憑空臆造，顯然是對趙氏後代有關這段歷史傳說的剪裁加工的。

綜上所述，可以斷言，所謂“趙世孤兒”云云，純屬子虛烏有，我們同意楊伯峻先生“全採戰國傳說”的判斷，但趙氏曾遭族誅一案則確有其事。經過以上辯證，對此案可作如下概括：

（一）趙氏族誅事件，發生在晉景公十七年（前583），趙武復立，可能是在晉景公十九年（前581）。因此，《趙世家》所言實誤。

（二）趙氏族誅的範圍可能限於趙同、趙括兩個支族，趙嬰齊一支是否受到株連，不明。但起碼趙朔及其後代（即趙莊姬所生子女）未受波及。

（三）趙氏族誅起因於趙莊姬的“讒言”，但更主要的因素是欒氏、郤氏勢力的排擠和傾軋。

（四）趙武復立主要是依靠韓厥的支援，韓厥“昔吾畜於趙氏”，表明在晉國的政治活動中，韓、趙二氏的聯盟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國語》卷一一《晉語五》：“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亦可見趙盾與韓厥關係。）

最後需要指出，由於文獻資料的限制，我們對趙氏族誅一案所知甚少，但上述辨析仍然有助於我們從客觀上加深對晉國政治史的認識。人們熟知，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大變革、大動亂的時代，在當時社會政治舞臺上主要有三大勢力，即周天子為首的周王室，各國諸侯為首的公室和各國內部的卿大夫。這三種勢力之間，各諸侯之間，以及各國內部卿大夫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分化和組合，構成了當時新舊貴族之間展開鬥爭的基本格局。這些矛盾和鬥爭，在春秋時期的各個階級表現不盡相同。初期主要表現為周王室同諸侯之間的矛盾；中期主要表現為各諸侯之間的矛盾；後期主要表現為卿大夫之間的矛盾。在晉國，卿大夫同晉公室、卿大夫之間的矛盾鬥爭尤為明顯。晉文公時期稱霸中原，這既是對諸侯鬥爭的勝利，也是對周天子權威的進一步削弱。晉文公之後，隨著私家勢力的發展，卿大夫對晉公室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