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以藥物為導向的醫療方式。實際上，如果對利潤沒有幫助的話，如果這些“教育”僅僅是教育而對銷售沒有影響的話，製藥公司的管理人員早就捲鋪蓋走人了。畢竟，這是股東的企業，管理人員的責任就是使利潤最大化，而不是往外送錢。

而要寬恕醫生、醫生協會或組織就困難多了。名副其實的醫藥教育應當是對所有證據進行毫無偏見的分析，應當由與所討論的藥物沒有利害關係的專家進行評價。教育醫生是醫學院及其員工以及職業團體的責任。不履行這項責任是錯誤的，而將這責任推給有直接利益衝突的製藥業並且假作不知，更是錯上加錯。但這個高貴的行業就是這樣錯下去，證明了“美食、奉承和友情”——以及金錢，許多許多的金錢——的力量。

製藥業之外沒有人計算過本章中描述的教育活動的成本總額，因為這並不是公開的資訊。但是，此類活動佔據了大型製藥公司銷售預算中的很大部分。這是一筆出人意料的巨大數額，代表了對教育的貢獻。這種偽裝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問題——行業的腐敗、對處方藥的誤用和濫用以及我們將在第十二章看到的——認為“製藥業提供了真正的醫藥教育，並且可以將合法的教育費用與非法的推廣活動區分開來”的錯誤認識，導致了政府調查和法律訴訟的泛濫。如果我們承認製藥公司根本就不可能為自己的產品提供任何不帶偏見的教育，那麼就沒有必要去尋求將“教育資金”和回扣區分開來的界限了，而這正是衛生與公共事務部總監察長努力想完成、但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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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裝成研究的推廣（1）

在我看來，我們已經變成一個用藥過度的社會。醫生被製藥業灌輸得太多了，他們被教育的唯一內容就是開處方。而且，大多數醫生感到時間有限，通常會很快開處方。患者也被製藥業的廣告進行了很好的教育。經過教育後，他們認為，如果病人離開醫生辦公室的時候沒有得到處方，那就是醫生沒有盡到職責。結果就是許多本來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治病的人卻都選擇了吃藥。假設你是一家大型製藥公司。你製造了一種藥物，但它的用途非常有限——比方說，只適用於僅有25萬名患者的疾病。你怎樣才能將它變成一種暢銷藥呢？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你可以在臨床實驗中測試它在其他疾病下的療效。如果臨床實驗證實藥物是安全有效的，你就可以向FDA申請批准將其用於其他用途。例如，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就是這樣推廣Taxol的。Taxol一開始被用於治療子宮癌，但是該公司很快就進行了其他用途的臨床實驗，測試該藥物對乳腺癌以及肺癌的療效——並且成功了。這就使得該藥的市場極大地擴充套件了。

另一種方法，你可以就未被批准的用途（“標籤說明之外的用途”）推廣藥物——只不過這樣做是違法的。你可以按FDA批准藥物的標準來進行研究，然後再用所有的好結果“教育”醫生。這樣你就能戰勝法律。你可以說你並沒有推廣藥物未經批准的用途；你只不過是將研究的結果散佈給醫生——他們可以合法地將藥物用到任何用途。但是，這是對偽研究的偽教育。其實質就是推廣。

Neurontin的案例

帕克戴維實驗室（Parke…Davis）對它的治療癲癇症藥物Neurontin採用的就是第二種策略。帕克戴維實驗室是華納蘭伯特製藥公司（Warner…Lambert）的一個分支，而後者又在2000年被製藥業巨人輝瑞公司併購。1996年，帕克戴維實驗室的一名銷售代表大衛·富蘭克林（David　P。　Franklin）（因為他受過額外的技巧訓練，又被稱為“醫藥聯絡員”）將該公司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欺詐公共醫療補助計劃以及其他政府健康計劃（作為內部舉報人，他將得到罰款中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