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因為，”薩姆回答說，“我們的裝置比較好，用於人員開支和購置器材的資金較多。不過你的問題，克林頓，恰好支援了我的論點：我國歡迎英國科學家就因為他們質量高。”

“在你看來，薩姆，”埃瑟裡奇問道，“聯絡到我們這一行，目前科學研究的哪一個領域最重要？”

“無疑是遺傳工程。”

“一點不錯。”律師點點頭，對回答感到滿意。“那麼這是不是事實——你知道，我這樣說話是因為我還有些科學知識——美國在遺傳學這一領域裡處於領先地位並且還將領先下去？”

薩姆忍不住想笑，但他沒有笑。這一次，冒牌科學家可沒讓自己得到準確的訊息。

“實際上，克林頓，”薩姆說，“這不是事實。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國的威廉·哈維就研究了小雞在蛋內的發育過程，從而奠定了遺傳學研究的基礎。也是在英國，一九○八年就開始了生化遺傳學的研究。在那期間，還有其他的一些發現，此外，有許多工作是美國遺傳學家赫爾曼·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後做的。但最最輝煌的，有時被稱為‘遺傳學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現在英國——一九五三年在劍橋大學，沃森和克里克兩位博士發現了脫氧核糖核酸（簡稱DNA）的分子構造，並由此獲得了諾貝爾獎金。”說到這裡，薩姆微笑了。“沃森博士湊巧是在美國出生的，這說明基礎科學無國界。”

有幾位董事輕聲地笑了，埃瑟裡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認道，“就像我們律師常說的，有些問題恨不得自己當初沒有提過。”然後，他毫不動搖地又說，“不管說什麼也改變不了我的看法：美國的科學水平是舉世無雙的；而且，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力量攤得太開，攤到別的國家去設立機構，那就會影響我們自己研究的質量。”

有人低聲交談表示同意，這時另一位董事歐文·諾頓用他的指關節在桌上響亮地叩了幾聲以引起注意。他馬上達到了目的。

諾頓七十五、六歲，是個通訊聯絡王國（包括一個電視網）的董事長和主要股東，威信很高，有權有勢。一般人都認為，費爾丁·羅思有他這樣的董事頗為走運。現在，既然大家都盯著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聲地講起來。

“請允許我提醒大家，我們是在討論——或者說應該討論——本公司所面臨的嚴峻的重大難題。我們選舉薩姆·霍索恩當總經理，是因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辦法，領導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議也體現了這三點。可現在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們都被克林頓和其他人勸說得要把這建議否定掉。好吧，就我來說，我不願意。”

歐文·諾頓瞟了埃瑟裡奇一眼，他倆過去在董事會上就有衝突；接著他的聲音變得有諷刺意味了。“我還認為，克林頓，收拾起你那套專向陪審團搖旗吶喊的幼稚論調吧，他們對情況的瞭解趕不上本董事會成員的。”

暫時沒人吭聲，薩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發現公司的董事會並不像許多人估計的那樣，難得開一次高水準的會議，將感到多麼驚奇。儘管有時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決定，但經常有多得叫人吃驚的低水準的爭論和瑣碎的吵鬧。

“說到底，爭那個有什麼意思，”諾頓繼續說，“誰的科學高明——英國的還是我們的？這並不重要。”

一位董事問，“那什麼重要？”

薩頓用拳頭敲敲桌子。“多樣化！任何事業，包括我這一行，另有個與原來的完全分開並獨立存在的‘思想庫’往往很有好處。而使兩者分開得最徹底的辦法，可能就是讓它們隔一個大洋。”

有人插話說，“這辦法也將使花錢沒個底了。”

辯論持續了近一小時，有更多的反對意見和其他想法提了出來。但有幾位董事支援薩姆的建議，歐文·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