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調劑而人不知〃，大率類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樣。能確有此人、真有其事的，無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當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儘量要求不憑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淨，他是三個人的合併化身，就參加兩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為共產黨獻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釗。我把他定名為〃李十力〃，並在李大劊等二十人被絞名額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來。又如在美國公使館中與康有為對話的史迪威，他確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國的人物，我把他提前來到中國，跟康有為結了前緣）。這類〃苦心〃與〃調劑〃，書中亦復不少。

總之，寫歷史小說，自然發生〃寫實的真〃和〃藝術的真〃的問題，兩種真的表達，小說理論頭頭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說理論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視過去的小說理論，也不重視現代的，因為它根本就不要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說、也不願成為新潮派的技巧小說，所以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該趕快〃過橋〃的，也就不多費筆墨；該大力發揮的，也不避蕭伯納（G。B。Shaw）劇本《一人演說》之讖。正宗小說起於十八世紀，紅於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小說家說來，本已太遲。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說到了福樓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後己無可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小說在視覺映像上的落伍和在傳播媒體上的敗績。正因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說加強僅能由小說來表達的思想，它將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其實都難挽回小說的頹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為小說的矮叢中，我高興我完成了以大人物為主角的這部《北京法源寺》。寫大人物是多麼振奮自己、振奮人心的事！書中大人物之一譚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屬敢死〃（章大炎語），更是〃清季以來〃、〃一人足以當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語。）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學》一書。寫成之後，他感於臺灣新喪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臺灣人所著書〃顏其封面，借哀濁世。如今，我獨處臺灣，寫《北京法源寺》，〃臺灣人所著書〃之讖，百年孤寂，又復重演。契闊四十載。今印此書以歸故國，滄海浮生，難忘我是大陸人而已。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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