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晉作、五代友厚和後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軍用物資。

就是這些洋行，沿著同一條航線，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歐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島等人透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對西方有了感受。他們寄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別對待了。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爭氣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從很早的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而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隨著“東方”一詞而產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係。　。。

乙　明治群英譜（2）

幾十年後，在1885年福澤諭吉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些希望作了經典式的闡述。他在撰寫的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後果的社論中，號召他的同胞們“同亞洲分道揚鑣”。此後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外，沒有別的選擇餘地。所有這些論點都基於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複19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歷。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開始追尋民族的來源，追尋國家的身世。

在全球化時代開始的剎那，一個國家的精英們開始追問“日本人是誰”或者“誰是日本人的問題”，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極為罕見。處於東方，面向西方，日本人對自己處境的追問極其鮮明地展現了一個民族的個性，除卻國家利益、民族感情之外，文化和心理上的這種變遷更耐人尋味。

日本的自我發現其實也經歷了不同的過程，日本學者南博在其著作中細緻入微地探討了這一時期日本先行者們的思路歷程，其時有“日本人不變說”、“日本人變化說”、“日本人劣等說”，最後演變到“日本人論”、“日本人優秀說”，一個民族從不自信到自信過渡的軌跡清晰可見。

志賀重昂和三宅雪嶺於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發行雜誌《日本人》，一批最早的“日本人論”著作問世，代表性的作品有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內村鑑三的《代表的日本人》以及岡倉天心的《說茶》等。

日本人優秀論應運而生。鼓吹日本人優秀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賀矢一。他著述頗豐，1907年發表了《國民性十論》，引起很大轟動，後來經縮編寫入小學課本，廣為流傳。其他還有《國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東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教授的遠藤隆吉等。

日本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巖蒼具視、西鄉隆盛則是這些理論的執行者，“明治精英”們出仕時均在少壯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們之中最年長的巖倉具視只有43歲，西鄉隆盛　41歲，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則在35至41歲之間，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歲。

吉田茂後來在《激盪的百年史》中評價明治諸人時稱：“他們具有雙重能力，一點是在打倒幕府運動過程中所展現的敏銳的政治機智，另一點是在攘夷失敗後到外國的學習觀察中，親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確定引進外國先進文化的必要。”

吉田茂舉了大久保利通的例子，位列明治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明治初年出訪歐洲，看到了歐洲的工廠、道路、鐵路，讚歎不已。回國的大久保利通作出了引退的決定。他說：“像我這樣年近半百的人，今後已經無能為力了，也難以適應時代的要求，便唯有引退了。”

引退之後的大久保利通全力以赴扶植日本的民族產業，在他看來這是自己能作的最大貢獻。

此時，李鴻章為了勸說那時的人們接受鐵路，甚至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