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洋繼續輕鬆的說道：“沈主席，現在看我們這次三會不會那麼難過。而且國企的問題這麼好解決，我們正好可以繼續向前，把標準提高一些。該合併的合併，該刷掉的刷掉。而且，下一個五年計劃，是你負責領著制定。沈主席有什麼重點麼？”

“重點？”沈心其實早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但是他發覺自己當主席的日子短，一時半會兒也沒辦法立刻抓住要害。所以想來想去，他想了一個方向，“要是我來制定，至少在教育上，除了徹底掃除文盲之外，還要把十一年制義務教育常態化。不要再用運動式的模式來推動教育。”

“為何？”汪海洋完全沒想到沈心第一個提出的方向竟然是教育。作為戰爭時期北美軍區的政委，大家普遍認為沈心最優先和最擅長的是軍事領域。

沈心答道：“因為現在法律規定最低就業年齡是十六歲。大家上學的年齡一般都是五六歲。把這個教育制度規定好，十一年制義務教育結束之後，孩子們也都夠了就業年齡。”

汪海洋一時無語，沈心的理由基於法律，這在以前的政策制定上很罕見。法律一般是大家爭論到幾乎理屈詞窮的時候才會真的拿出來的玩意，平常的時候個人的意志要凌駕法制之上。這種依法制定製度的思路讓汪海洋生出一種新鮮感。

帶著這種新鮮感，汪海洋提醒道：“五年計劃裡面不僅是教育，工業、農業、國防、外交。這些都是五年計劃裡面的部分。”

沈心因為汪海洋的話而有絲毫動搖，他平靜的答道：“這些事情都不用著急。五年計劃只是在五年裡面的發展方向，很大一部分反倒是沒有必要強行制定。這就跟打仗一樣，第一次和敵人交手，沒人知道會打出什麼結果。因為國土變化太大，我們的很多預測大概我們自己都別信。”

見沈心說話毫無破綻，思路也找不出問題，汪海洋只能選擇不再談論此事。

不是由韋澤都督主持的會議，大家都非常不習慣，但是會議還是得開。政府會議就罷了，直到黨會召開，韋澤才以黨主席的身份出席了會議。這下，不少同志才對民朝的政治度有了真正的瞭解。政治分為‘政’和‘治’。雖然古代這個詞彙與現在的意思不同，不過決定政策的是政黨，治理則由公務員體系來完成。只要光復黨沒倒，決定一切的那個人就是光復黨的黨主席。

當韋澤拿起話筒的時候，一眾同志們都安靜下來。在這片安靜中，韋澤從容的說道：“同志們，現在我是黨主席而不是國家主席，所以我要談的是黨的建設問題。政黨是一個有著相同政治理念的組織，是一個需要有鋼鐵紀律的組織。大家都有這麼久的工作經驗，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這種相同理念，這種鋼鐵紀律，完全靠強迫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透過對政治理念的解釋，討論，宣傳，才能讓我們光復黨的同志們理解這些理念。在消滅美國之前，我們其實沒有時間和精力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那時候我們追求的是安全。我們中國當時並不具備安全的環境。現在不同了，我們已經獲得了安全。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身為黨主席，工作重心就是在黨內儘量完成政治共識。”

在1893年，沒幾個人真正理解到韋澤這話到底是個什麼意思，進入新時代的人們其實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新時代被人們認識並且理解和反思，是需要時間的。

還有不少人甚至把韋澤的話向韋澤要垂簾聽政的角度想。即便是知道主席名稱與許可權，即便是知道民朝其實是一個非君主制的共和國。但是很多人還是不由自主的把最高權力與帝制做一個比較與聯絡。現在沈心當了主席，那麼韋澤該身處何地？大概也只有太上皇一個職位能夠與之相對應。

不管同志們怎麼想，韋澤並不想當阻擋歷史的跳樑小醜。三會結束之後，從1894年開始，韋澤把大部分精力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