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了，也愛當，但那是個苦差事。舉例來說，我們在灌製一張專輯時，放了學就得朝錄音室跑，我也許來得及吃上一頓快餐，也許就來不及。有時候就是一點兒時間都沒有。晚上筋疲力盡地回到家裡，已經是十一、二點了。

因此，我覺得我和別的自幼開始工作的人沒有什麼兩樣。我知道他們是怎樣奮鬥的，我知道他們付出了多大的犧牲，也知道他們學到了些什麼。我明白了，隨著一個人年齡的增長，這一切對他更多的意味著是一種挑戰。不知怎麼的，我覺得自己老了。真的，我覺得自己像個老頭兒，一個經歷了世事沉浮、飽償了人生滄桑的老頭兒。由於我已經工作了這麼長的時間，我很難相信自己才剛剛二十九歲。我幹這一行已經有二十四年了，有時我覺得自己已經走近了生命的終點。該有八十歲了吧？人們都在給我捶背呢。這就是過早開始工作的後果。

我第一次和哥哥們一起演出時，人們都知道我們叫“傑克遜家族樂隊”，後來我們改名為“傑克遜五兄弟”。再後來，等我們離開摩城公司之後，我們又改回到原來的名稱。

自從我們開始了演唱生涯並創造出我們自己的音樂以來，我們把我的，或是我們小組的每一套專輯都獻給了我們的母親凱瑟琳·傑克遜。我在記憶深處仍能回想起這樣的情景：她一隻手抱著我，嘴裡哼唱著一些像《你是我的陽光》（You　Are　My　Sunshine）或《棉花地》（Cotton　Fields）那樣的歌曲。她給我和我的兄弟姊妹們唱歌。儘管我媽媽曾在印第安納住了一段時間，她卻是在亞拉巴馬長大的。在那裡，黑人們在收音機裡播放的音樂聲中長大，他們聽鄉村歌曲和西部歌曲就像聽教堂裡的佈道一樣普遍。直到今天，我媽媽還很喜愛威利·尼爾森的歌兒。她的嗓音一直很甜美，我猜想，我就是從她那兒得到了唱歌兒的天賦，當然，也從上帝那兒。

媽媽會吹單簧管，還會彈鋼琴。她教我的大姐莫林——我們都管她叫瑞比——演奏這兩種樂器，也教我的另一個姐姐拉託亞。我媽媽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她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在人們面前演奏她喜愛的音樂了，不是她沒有這方面的才能，而是因為小時候她得了小兒麻痺症，成了個跛子。她戰勝了疾病，可她這輩子卻只能一瘸一拐的走路了。她小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去上學，不過她對我們說，那時她能恢復健康實在是幸運，因為很多人都得這個病死了。我記得給我們接種疫苗對她來說是多麼重要，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她甚至沒讓我們去參加青年俱樂部的演出——而在我家，這演出是多麼重要啊。

母親認為她的疾病並不是一場災難，而是上帝對她能否戰勝困難的一次考驗。她無時無刻不讓我沉浸在上帝賜予的愛中；她告訴我，我唱歌、跳舞的才能就像美麗的日落、就像暴風席捲來的能供孩子們嬉戲的瑞雪一樣，都是上帝的恩賜。儘管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排練或旅程中，媽媽卻是總能擠出時間帶我、瑞比和拉託亞到耶和華見證教聖殿去做禱告。

幾年過去，在離開加里後，我們在埃德·沙利文主持的電視節目中表演。就是從這個星期天晚上豐富多彩的實況轉播節目裡，美國人曾第一次看到了“甲殼蟲”樂隊、埃爾維斯（貓王）、“小巧玲瓏和家庭基石”樂隊表演的節目。那晚演出結束後，沙利文先生向我們每個人表示祝賀和感謝；可我卻在一旁琢磨他演出前對我說的話。那時我一個人在後臺溜達，就像“百事可樂”廣告中那個小男孩兒一樣，正好碰上沙利文先生。他看來很高興見到我，還跟我握了握手，但在放開我的手之前，他給了我一個很特別的忠告。那是1970年，是好幾個搖滾音樂界的傑出人物都因為吸毒或酗酒死去的一年，甚至連同行業中那些精明的老前輩，都沒能料到會損失那麼多後起之秀。有些人已經對我說過，我使他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