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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記錄儲存的公示檔案)、可靠性(自國會開設以來,所有首相以同樣的形式,在同樣的條件下進行的演說作為資料持續地保管)的角度來說,這是幫助我們“追蹤”日本戰前、戰後政府的正式立場與見解的有效的公開資料。當然,戰前,尤其是政黨政治遭到危機的“5?15事件”關於“5?15事件”,發生在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以日本海軍青年軍官古賀清志中尉為首,包括陸軍士官學校學生及右翼團體在內的“過激派”襲擊了首相官邸、警察廳和日本銀行,槍殺了當時的首相犬養毅。此惡劣行徑進一步暴露出當時日本政黨政治無力,軍部勢力急劇上升的態勢。——編者注

(1932年)以後,軍事部門失控,議會流於形式化,演說也相應地脫離了國際形勢的現實,內容則變成了自以為是的狀態。雖然如此,但對於研究當時的政治狀況與國家利益而言,施政方針演說仍不失為有用的資料。

關於戰前,我將例舉從第一屆帝國議會(1890年)山縣有朋首相的演說一直到第八十七屆帝國議會(1945年)鈴木貫太郎首相的演說(總共79次),把焦點放在其中的對外政策上來討論。

關於戰後,我將舉國會吉田茂首相(1950年)至福田康夫首相(2008年),每年舉行一次的施政方針演說(總共59次),同樣把焦點放在其中的對外政策上,並抽出演說中對國際形勢的認識與外交的基本方針,對安全與繁榮這兩個國家利益的基本要素的內容進行整理。除了首相演說以外,我也會參考戰後歷任外相的外交演說以及日本外務省每年發表的《外交藍皮書》。

(1)戰前:最終“失控”的國家利益外交

國家的獨立與條約的修正

對於明治新政府來說,國家利益首先意味著應對西方列強的威脅,維護並保持日本的獨立。在第一屆帝國議會(1890年)上,山縣有朋首相表明“維持國家的獨立”是“最緊要”的,而為了確保國家獨立,透過實行近代化增強綜合國力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而後,明治新政府的領導人們透過考察歐美國家,迫切感到日本製度的不完善和綜合國力的落後,並且認識到儘快實現西方式近代化的必要性。“富國強兵”由此成為日本邁向確保“國家的獨立”這一國家利益的基本政策。

同時,為了實現作為近代國家的“獨立”,對當年的日本來說,“條約修正”是當務之急。日本在德川幕府後期與歐美國家締結的修好通商條約(安政的五國條約)是承認領事裁判權,卻不擁有關稅自主權的不平等條約,其修正則成為明治新政府必須優先處理的外交課題。關於條約修正,松方正義首相曾經表示了明治新政府對此課題的覺悟,“政府在20餘年來一天都沒有擱置,堅持不懈地實現了條約的修正。我們重視國家的權利和利益,會不惜一切地追求這個目標”(1891年)。隨後,“舉國從事此事幾乎30年”,終於實現廢除治外法權。山縣首相表示,透過修正不平等條約,日本“進一步實現了國家的利益”(1899年)。可見,明治新政府深刻認識到,不平等條約確實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並把條約修正作為“最應該重視的重大任務”。 txt小說上傳分享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2)

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線”

明治時代日本的安全戰略,主要集中於山縣首相提出的所謂“外交政略論”中“主權線”(國境線)的防衛與設定,以及在其外側的“利益線”(勢力圈)的防衛。“利益線”的概念是1888年山縣對歐洲進行外交訪問時,從維也納大學的斯坦教授那裡獲得的。斯坦教授把憲法、行政學等講解給伊藤博文,也把國家學講解給陸奧宗光。不過,那些講解當中的核心思想是,以二元化的方式掌控國家與社會,不依靠市民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