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見年少的天子高坐案首，威嚴的掃視著麾下的眾臣。

首輔周延儒、次輔何如寵、閣臣錢象坤、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等人都是崇禎皇帝親自挑選簡拔而來，在這個時期還是讓崇禎皇帝非常信任。

崇禎皇帝指了指御案上的一摞厚厚的奏章，對下面的閣臣說道：“這些奏章眾位先生都已經看過。短短一年時間，先是建奴入寇、禍亂京畿。緊接著禿匪南下，割據平陽府。今年九月，禿匪大軍橫渡黃河，糜爛關中。朝廷的局面敗壞如此，還希望眾位先生能想想對策剿滅禿匪、救我百姓。”

崇禎皇帝這番話，將姿態放的比較低，實際上朝廷的困難，這些閣臣全部清楚。

朝廷局勢逐漸敗壞，第一就是朝政不穩，第二就是缺乏餉銀。第三就是沒有精兵。

這三個問題，內閣的閣臣也一樣毫無辦法，畢竟朝政不穩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崇禎皇帝換閣臣如同換馬桶。

他們作為臣子，根本不敢在這一點上有任何質疑。況且他們這些內閣大臣，往往在政爭中推波助瀾、打擊對手、撈取好處，自己的屁股也並不乾淨。

至於餉銀不足的問題，眾人更是不敢有任何意見，只能飲鳩止喝。將財政的重擔壓在最底層、最沒有反抗力量的北方百姓身上。

崇禎皇帝繼位以來，在東林黨閣臣的忽悠下，廢除了礦稅監，免除了礦稅。還將江南地區收取海關稅、商稅、茶稅的權利交給了地方上的文官。並且相信了蘇松重賦的概念，平均了南方地區與北方地區的田稅。

這樣一項項的政策下來，不僅讓朝廷的賦稅減少。也讓皇家的內帑日漸空虛。

在萬曆年間，江南地區一年的海關稅銀在六百萬兩左右。這還不算收稅太監的貪汙受賄。到了天啟年間，海關稅就有了減少。但是每年的稅銀也在三百萬兩之上。而崇禎年間，廢除了礦稅監之後，朝廷海關稅的收入只有幾千兩白銀。

海關稅如此，茶稅也不例外，浙江茶稅天啟年間每年能增收十七萬兩白銀，到了崇禎年間，浙江的文官老爺只給皇帝上交了十二兩白銀。千古以來，這種情況也極端罕見，只有在崇禎朝才出現了這種千古奇聞。

朝廷因為八股取士、重用文官的原因，大部分官員幾乎全部來自浙江、江西、南直隸、山東等南方省份。這些官員家中，大部分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指望他們將撈到手中的銀子拿出來給朝廷，根本就是妄想的無稽之談。

利益一旦奪到手中，是萬萬不可能放手的，崇禎皇帝開了這個口子，即便以後想要從新使用萬曆、天啟兩代皇帝的策略，也將更加困難。

除非在江南殺個人頭滾滾，否則根本不可能從江南士紳中收到稅銀。

周延儒、何如寵等閣臣大部分都是精明過人、明哲保身的聰明人，他們根本不敢得罪這股強大到能左右朝政的既得利益群體。

況且他們本身也是這個利益群體的一員，即便背叛了這個群體，提出了徵收礦稅、關稅、商稅的意見，只怕馬上就會淹沒在御史言官的彈劾奏章中。

面對稅收缺乏的問題，內閣閣臣只能也只敢從開源節流上面想辦法。所謂的開源稅收，並不敢破壞士紳階層的利益，也只能從地位最低的百姓身上動刀子。至於節流，也只敢從皇室的花銷上面節省。而各級官老爺的福利俸祿，冰炭孝敬、那是萬萬不能更改一分的。

畢竟太祖爺制定的官俸，幾乎二百年沒有任何改變，朝廷命官的收入本來就非常低微。如果只依靠俸祿，朝廷命官幾乎不能養家餬口，只能像海瑞一樣常年不吃一頓肉了。

這兩個根本問題解決不了，即便有一些精兵，也是治標不治本，根本於大局無補。

周延儒等人從幾百萬讀書人中高中進士，在兩萬多名文官中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