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認識到，進化發生在包含著不同基因的“基因庫”中，一個基因有時被複制，有時會丟失。

在藥學和果蠅變異研究這兩個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為了解讀不同人群的相互關係，卡瓦利…斯福扎開始研究血液多型性，他的研究被後來的遺傳學家們稱為“經典的多型性”。那是20世紀的50年代，正是遺傳學迅猛發展的時期，溫斯頓和克瑞克①剛剛破譯了DNA結構，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推動了生物學的革命。和大多數遺傳學家一樣，卡瓦利…斯福紮在研究中應用了迅速發展的生物化學技術，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同時應用了數學和統計學。多型性研究中出現的大量令人頭暈目眩的資料，亟需一個內在連貫的理論系統，來分析和歸納這些資料。對統計學的應用，就像是在攀巖中有了結實的繩索。

想象一下一組基因變異的畫面：河床上遍佈色彩各異的石頭，大小如蝸牛殼，與果蠅的翅膀等長。一眼望去，這些變異似乎毫無規則、互不聯絡，如果在它們背後加上不同的背景，它們會變得更加複雜、混亂，多樣性究竟在向我們展示著什麼？

20世紀50年代，面對自然的多樣性，大多數生物學家下意識的反映是這出於自然選擇的結果，對人類的多樣性也不例外，就此優生學家已經說了很多。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確信有“自然型別”與“突變異種”之區別。自然型別是指一切“正常”的有機體，一些遺傳性疾病（顯然是“異常的”）似乎也證實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這些與遺傳性疾病有關的基因，是最早被確定為變異基因的，因為按照達爾文的進化論，人可以被分為“適者”和“不適者”，遺傳性疾病患者顯然是“不適者”。但是，新的轉變出現了：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從事研究的日本遺傳學家木村資生，在遺傳學的分析計算中使用了分析氣體傳播的方法，他繼續沿著卡瓦利…斯福扎所開創的道路前行，他的努力最終將遺傳學帶離了“突變異種”的沼澤。

木村資生注意到，由於隨意取樣的誤差，人群基因多型性的頻率會發生變化，這正是前文中所提到的“漂移”，在他的理論中令人興奮的是，他發現漂移對基因變化頻率的改變似乎是可以預測的。研究自然選擇的困難之處，是產生進化改變的“速度”完全取決於選擇的“強度”，假如基因變異與自然完全適合，那麼它便會以很高的速率繁殖。但是，自然選擇的強度是無法用實驗測量的，因此變化的速率是無法預測的。在拋硬幣的例子裡，拋起10次得到了7∶3的結果，假定硬幣的正面代表一個基因變異，反面代表另一種，每一代的變化速率從50％增加到70％，意味著極強的對“正面”的選擇。很顯然，儘管這只是假設，但“正面”的比率增加到70％，與“正面”是否適應自然是沒有關係的。

這就是木村資生的獨特見解，他認為大多數多型性都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在與自然選擇的關係中，它們是自由的，因此它們是進化過程的“中立者”。圍繞這一理論，生物學家們的爭論非常激烈。木村資生和他的擁護者認為，幾乎所有的基因變異都與自然選擇無關，但許多科學家仍然堅持認為它是自然選擇的關鍵環節。儘管如此，漂移理論為多型性的研究開啟了一個嶄新的視窗。在新變化到來之前，讓我們先回到中世紀，去作一次短暫的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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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卡姆的剃刀”

奧卡姆的威廉（1285～1349年）是中世紀的學者，他是一名修士，堅信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自然界選擇最短的道路。利用一切機會，他與同事們就他個人對這個觀點的理解進行辯論。著名的“奧卡姆的剃刀”原理為“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在本質上，這個原理是關於宇宙的哲學觀，即吝嗇定律（亦稱樸素定律）。在現實世界中，假如特定的事件均